我被選入中央紀委(1)

1978年12月，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我被選為重建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當報紙公佈名單時，我是毫不知情的。不僅我不知情，連新派到我院工作的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黨委書記孫萍同志，也毫不知情。他把我叫到辦公室問我，我說“不知道！”他才親自打電話問**北京市委。市委領導告訴他，報紙上發表的汪文風，就是你們二外院的汪文風。即使這樣，有的同志問到我和我的家人，我們也不敢認準，甚至不敢點頭。因為問題太嚴重了，如果同名同姓，如果有了其他差錯，歷史經驗可鑒，不僅會鬧出天大笑話，而且還可能發生預想不到的事端。我們手頭除了一張報紙，是什麼文字的東西也沒有的。直到中央紀委的開會通知發到我的手裏，看到通知上的大印，我們才敢認真。1979年1月4日至22日，我出席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我們終於打聽到了開會地點京西賓館的所在。3日晚，二外院總務處長楚文彬同志找到我的家裏，一定要派個小車送我去開會，我謝絕了。4日清晨，老伴和孩子們送我到公共汽車站上路。到了京西賓館，我問門衛的一個軍官，“請問，這是京西賓館嗎？”他十分嚴厲和警覺地問：“幹什麼！”我說“來開會的”，然後萎萎縮縮地敬上了開會通知。我當然不了解這是比列席人員、工作人員更硬的一種通知。他立即“啪”地立正、敬禮。我已經二十七八年不着軍裝，不精軍道了，倒是虛驚了一下。然後才一路通行無阻地報了到，領了貼上照片的紅色出席證和有關文件，上樓進入房間準備開會。重建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共有委員100名，絕大多數是曾經擔任過中央和國家機關正副部長，省、市、自治區黨委正副書記的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像我這樣比較年輕的同志，只有五六個人。在第一次全體會議上，**中央副主席、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陳雲同志主持會議，並講了話。中央紀委第二書記鄧穎超同志，第三書記胡耀邦同志，常務書記黃克誠同志等都在會議上講了話。胡耀邦同志對當選委員中參加會議的97名委員，一個一個地叫着姓名請他們站起來，向出席會議的同志，我被選入中央紀委工作，各部委辦局列席的負責同志，其他中央和國家機關的領導同志介紹這些委員。當介紹到我時，他叫的是江文風，可見當時中央的同志沒有一個人了解我。鄧大姐立刻糾正他說：“不是江文風，是汪文風。”胡耀邦說：“是江文風”。鄧大姐說：“不不不，名單我是看清楚了的，是汪文風。”胡耀邦同志又拿起名單，仔細查找，才笑着說：“對對對，是汪文風。”然後說：“這是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編印出版《**革命詩抄》的‘童懷周’小組所在的漢語教研室主任……”接下來說了一些對我們的鼓勵之詞。領導同志們講話之間，鄧大姐接過話筒說：“汪文風同志，會議結束后不要離開，我有話對你說。”會議中途休息時，鄧大姐就在中央組織部幹部陳文偉同志的陪伴下，來到我的座位，拉着我的手，一起到了會議廳的後台。氣氛當然是非常親切、歡快的。當鄧大姐問“你來北京前在哪裏”，我答在重慶時，鄧大姐突然嚴肅地問：“皖南事變時你在哪裏？！”我說我當時只十歲，在街上流浪。鄧大姐才又笑了。又問我認識新華日報哪些同志，並說她很忙，抽不出身來，要我代替她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找到張友漁同志，到中央統戰部找到於剛同志，向他們問好，轉達周恩來同志生前和她二人對他們的懷念。這囑咐我執行后，專門向鄧大姐作了彙報。在我們住會的京西賓館，我跟原**中央統戰部常務副部長、中央紀委委員平傑三同志分配在一間房子裏。平傑三同志是我的老領導。我原來所在的單位屬統戰部管。那個單位的主要領導人要打一個反黨集團，我不同意，與之發生了矛盾。他倚仗有康生、曹軼歐撐腰，又要把我打成反黨集團的組織者。並且搞了許多材料，追到我新調職的最高人民檢察院。我所在的支部，開了一個會準備批評我。經過我說明矛盾的來龍去脈，同志們都推說不了解情況，批評無法進行下去。不久，最高人民檢察院決定要我到農村搞“四清”。我已經到了河北新城縣北方中村，領隊的一位廳長才告誡我，不要跟那位領導去爭鬥了，他有康生、曹軼歐支持，“你是鬥不過的”，他要我“銷聲匿跡”，“算了！”平傑三同志等統戰部的領導，認為當時的我還是一個三十來歲的一般幹部，在那個單位的所謂“反黨集團”中，好幾個人比我的革命歷史長，水平也高得多，我這個人實在沒有資格和才能成為這麼一個“集團”的組織者。這麼生拉活扯，豈不是大大的笑話嗎！不贊成他們那麼整我，說了一些公平話。殊知“文化大革命”一來，我原所在單位那位主要領導人，竟在康生的保薦下當了“中央文革”的成員。康生還在我向中央反映情況的信上，作了相當長的一段批語，聲言他對那位領導是支持的，他們之間的來往是密切的，全力支持那位整我的領導。我所在單位的那位領導人還在報社宣揚，說我反對他，是中央統戰部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李維漢”支持的“反對中央”的活動。造反派還把康生的這段批語和出處，在北京市到處傳抄，印在各種紅衛兵小報上。這樣，不僅我本人，連平傑三等為我說過話的高級幹部，都受到了批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