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手審理“兩案”(1)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了重新審理**、**兩個反革命集團案件的問題。**雖然早在1971年“九·一三”就自我暴露、自我爆炸了，但是當時**、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還盤踞在中央。江、張、姚、王為了保護自己，極力阻撓對**集團的錯誤和罪行徹底清查。並且利用他們竊取的權力，採取“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手段，不準審查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同時利用搞**反革命集團的機會，又繼續陷害一批幹部和群眾，特別是軍隊裏的一些好同志和雖然有一定錯誤、但不屬於**集團的同志。他們以此來排除異己，插手軍隊，繼續他們的篡權活動。**集團是1976年10月6日被粉碎的。但是，當時居於領導地位的有些同志，本身在十年內亂中都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因此他們也沒有能徹底解放思想、消除顧慮，也不同意採取堅決的措施，徹底清查**、**集團的錯誤和罪行，反而一方面說清查“四人幫”的罪行只能清查到1975年1月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頂多只能清查到1973年8月的中國**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前後，畫框框，定調調；另一方面，又沿襲十年內亂中的一些錯誤做法，在對**、**集團的“揭”、“批”、“查”中，雖然打擊了一批**、**集團的殘餘分子，但也傷害了一些不該傷害的幹部、群眾。他們在對**集團主要成員的逮捕、預審中，既不去追查他們的主要錯誤和罪行，又採取了亂批亂斗的方法，甚至沿用了開批鬥會的辦法，以致給**以口實(儘管她干這些事情的時候幹得特別起勁)，用以對審查進行反咬。老實說，“四人幫”雖然被逮起來了，當時還沒有一條實事求是的方針政策。“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大量的冤、假、錯案暴露出來了，怎麼查處？怎麼查證落實？每個案件的責任何在；被誣陷、被傷害的廣大幹部、群眾，不僅從人身上、政治上予以解脫，還要從精神上、思想上給予解放；對冤死的、傷殘的，又怎麼辦？**、**集團，十年當中採取了一些“造反”標準，“突擊入黨”、“突擊提干”的人員，有的是屬於造反起家的分子，打砸搶分子，堅持錯誤路線不改的分子。必須把他們調離領導、要害部位，根據具體情況進行處理，直到開除黨籍，有刑事罪責的還要依法追究。但的確也有些表現較好的同志，需要分別對待。所有這些問題，靠原來的中央專案組，是難以解決的。我曾到雲南、河南等地對那幾個地區的“揭、批、查”進行過實地考察，發現其中存在的問題，不能說是不重要的。主要是打擊面太寬，不少是完全搞錯了的。我曾經親手轉呈中央紀委主持日常工作的王鶴壽同志兩個大案，一個是北京的“李冬民案件”，一個是江西的“李九蓮案件”。鶴壽同志作出堅決查清的批示以後，在各方的艱苦努力下，都作了平反處理。李冬民原來是北京中學“紅衛兵”兩派中一派的頭頭，因此被吸收進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併當上了常委。他嫌北京市當時的主要負責人許多事情不跟他商量，甚至有時開常委會也不讓他參加，因此在**案發以後，對這位主要負責人貼了一張大大的大字報。1976年三四月，北京**爆發了“沉痛悼念周總理，憤怒聲討‘四人幫’”的鬥爭，他對“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的錯誤就有所覺悟，進行了一些反對**集團的活動。殊不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主要負責人，卻夥同北京市公安局長劉傳新之流，派人與李冬民會面，提出了一個“抬鄧保王**”(誣指抬鄧小平、保王洪文、**國鋒)的問題，被李冬民拒絕。但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仍炮製了一個“抬鄧保王**”的反革命“李冬民集團案件”，並由當時的中央工作會議討論決定，層層傳達，北京市更做到了家喻戶曉。逮捕了當時已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李冬民以及他的許多親朋好友。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李冬民提出了申訴。這時北京市紀委籌備組的甘英等領導同志，認為這是一大冤案，主張堅決平反。但北京市的主要負責同志卻以此案經過了中央工作會議，北京市無權平反為由，幾經反覆，拖延不理。李冬民把申訴材料送到我在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宿舍的家裏。王鶴壽同志看到材料后，指示我一定要見一見李冬民，仔細談一次話，關鍵是看他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態度。我遵照他的指示約李冬民在第二外語學院大操場談話，後來向鶴壽同志作了彙報。他批示北京市紀委籌備組徹底調查。有中央紀委的大力支持，北京市紀委籌備組把“李冬民集團案”查了個水落石出，寫出了平反決定，由中央批准。事隔半年以後，當我在京西賓館的一次會議上提出粉碎“四人幫”以後還逮捕了反對“四人幫”的幹部、群眾時，公安部的一位領導同志仍不認賬。對此事，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黃火青、軍委總政治部副主任黃玉昆在會上說了話，支持了我的發言。黃火青同志並命我們整理了有關李冬民案件和其他案件的材料，那些同志才無話可說。李九蓮是江西的一個女青年，由於反對**之流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現，被逮捕入獄。應該說，錯的是當時頒佈的“公安六條”。問題是，在**自我爆炸以後，有的人出於派性，竟在提審李九蓮時蓄意提到**，採用誘供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