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孫 姨 和 梅 娘(1)
柳青的母親,我叫她孫姨,曾經和現在都這樣叫。這期間,有一天我忽然知道了,她是三、四十年代一位很有名的作家--梅娘。最早聽說她,是在1972年底。那時我住在醫院,已是寸步難行;每天惟兩個盼望,一是死,一是我的同學們來看我。同學們都還在陝北插隊,快過年了,紛紛回到北京,每天都有人來看我。有一天,他們跟我說起了孫姨。“誰是孫姨?”“瑞虎家的親戚,一個老太太。”“一個特棒的老太太,57年的右派。”“右派?”“現在她連工作都沒有。”好在那時我們對右派已經有了理解。時代正走到接近巨變的時刻了。“她的女兒在外地,兒子病在床上好幾年了。”“她只能在外面偷偷地找點活兒干,養這個家,還得給兒子治病。”“可是鄰居們都說,從來也沒見過她愁眉苦臉哀聲嘆氣。”“瑞虎說,她要是愁了,就一個人在屋裏唱歌。”“等你出了院,可得去見見她。”“保證你沒見過那麼樂觀的人。那老太太比你可難多了。”我聽得出來,他們是說“那老太太比你可堅強多了”。我知道,同學們在想盡辦法鼓勵我,刺激我,希望我無論如何還是要活下去。但這一回他們沒有誇張,孫姨的艱難已經到了無法誇張的地步。那時我們都還不知道她是梅娘,或者不如說,我們都還不知道梅娘是誰;我們這般年紀的人,那時對梅娘和梅娘的作品一無所知。歷史常就是這樣被割斷着、湮滅着。梅娘好象從不存在。一個人,生命中最美麗的時光竟似消散得無影無蹤。一個人豐饒的心魂,竟可以沉默到無聲無息。兩年後我見到孫姨的時候,歷史尚未蘇醒。某個星期天,我搖着輪椅去瑞虎家--東四六條流水巷,一條狹窄而曲折的小巷,巷子中間一座殘損陳舊的三合院。我的輪椅進不去,我把瑞虎叫出來。春天,不冷了,近午時分陽光尤其明媚,我和瑞虎就在他家門前的太陽地里聊天。那時的北京處處都很安靜,巷子裏幾乎沒人,惟鴿哨聲時遠時近,或者還有一兩聲單調且不知疲倦的叫賣。這時,沿街牆,在牆陰與陽光的交界處,走來一個老太太,尚未走近時她已經朝我們笑了。瑞虎說這就是孫姨。瑞虎再要介紹我時,孫姨說:“甭了,甭介紹了,我早都猜出來了。”她嗓音敞亮,步履輕捷,說她是老太太實在是因為沒有更恰當的稱呼吧;轉眼間她已經站在我身後撫着我的肩膀了。那時她五十多接近六十歲,頭髮黑而且茂密,只是臉上的皺紋又多又深,刀刻的一樣。她問我的病,問我平時除了寫寫還干點什麼?她知道我正在學着寫小說,但並不給我很多具體的指點,只對我說:“寫作這東西最是不能急的,有時候要等待。”倘是現在,我一定就能聽出她是個真正的內行了;二十多年過去,現在要是讓我給初學寫作的人一點衷告,我想也是這句話。她並不多說的原因,還有,就是仍不想讓人知道那個雲遮霧障的梅娘吧。她跟我們說笑了一會兒,拍拍我的肩說“下午還有事,我得做飯去了”,說罷幾步跳上台階走進院中。瑞虎說,她剛在街道上幹完活回來,下午還得去一戶人幫忙呢。“幫什麼忙?”“其實就是當保姆。”“當保姆?孫姨?”瑞虎說就這還得瞞着呢,所以她就到離家很遠的地方去當保姆,越遠越好,要不人家知道了她的歷史,誰還敢雇她?她的什麼歷史?瑞虎沒說,我也不問。那個年代的人都懂得,話說到這兒最好止步;歷史,這兩個字,可能包含着任何你想得到和想不到的危險,可能給你帶來任何想得到和想不到的災難。一說起那個時代,就連“歷史”這兩個字的讀音都會變得陰沉、壓抑。以致於我寫到這兒,再從記憶中去看那條小巷,不由得已是另外的景象--陽光暗淡下去,鴿子瑟縮地蹲在灰暗的屋檐上,春天的風捲起塵土,捲起紙屑,捲起那不死不活的叫賣聲在小巷裏流竄;倘這時有一兩個傴背弓腰的老人在奮力地打掃街道,不用問,那必是“黑五類”,比如右派,比如孫姨。其實孫姨與瑞虎家並不是親戚,孫姨和瑞虎的母親是自幼的好友。孫姨住在瑞虎家隔壁,幾十年中兩家人過得就像一家。曾經瑞虎家生活困難,孫姨經常給他們援助,後來孫姨成了右派,瑞虎的父母就照顧着孫姨的孩子。這兩家人的情誼遠勝過親戚。我見到孫姨的時候她的兒子剛剛去世。孫姨有三個孩子,一兒兩女。小女兒早在她勞改期間就已去世。兒子和小女兒得的是一樣的病,病的名稱我曾經知道,現在忘了,總之在當時是一種不治之症。殘酷的是,這種病總是在人二十歲上下發作。她的一兒一女都是活蹦亂跳地長到二十歲左右,忽然病倒,雖四處尋醫問葯,但終告不治。這樣的母親可怎麼當啊!這樣的孤單的母親可是怎麼熬過來的呀!這樣的在外面受着岐視、回到家裏又眼睜睜地看着一對兒女先後離去的母親,她是靠着什麼活下來的呢?靠她獨自的歌聲?靠那獨自的歌聲中的怎樣的信念啊!我真的不敢想像,到現在也不敢問。要知道,那時候,沒有誰能預見到右派終有一天能被平反啊。如今,我經常在想起我的母親的時候想起孫姨。我想起我的母親在地壇里尋找我,不由地就想起孫姨,那時她在哪兒並且尋找着什麼呢?我現在也已年過半百,才知道,這個年紀的人,心中最深切的祈盼就是家人的平安。於是我越來越深地感受到了我的母親當年的苦難,從而越來越多地想到孫姨的當年,她的苦難惟加倍地深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