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前十二個月(1)

清晨六點半，我們不三不四一大幫人從野營基地走出來的時候，C問我：“昨天聯歡會什麼最好看?”我說：“你最好看。”他馬上往後一跳，手搭在A的肩膀上，一副不敢領教的樣子，說：“不要搞呀。”我說：“是的嘛，你是最好看。”A於是對C說：“她一定覺得很沒勁，很不開心，很無聊。”我瞪他一眼，說：“呸，我為什麼不開心?”他說：“不對。我看你坐在露天裏一點表情也沒有。一個人如果連坐在露天也沒表情，那說明什麼?”天知道A什麼時候看到我一點表情也沒有。昨天晚上我拍手拍了那麼多，叫了那麼多，嘰哩呱啦閑話說了那麼多，怎麼沒勁?我說：“呸!你在那裏唱那個某某某郊外的晚上時，我一直在給你拍照。”C驚訝地湊過來說：“你都拍下來啦?”我說：“嗯。”昨天晚上全班的人都把嗓子給唱沒了。可能人人都知道這將是分班前最後一次所謂班級活動，所以大家異常踴躍、積極、熱情、興奮、激動、失去理智、情緒高漲、精神錯亂——怎麼說都可以。這種火爆場面的確值得一照。這個班級是那麼起勁。起勁地走上走下，起勁地唱歌，起勁地鬨笑、拍手，拖人上去，喝彩，把喝了一半的啤酒罐頭扔來扔去，起勁得異樣。我們是在野營基地，在高二暑假的第四天，在露天，可是我們既沒有天，也沒有地，我們像一群浮游生物一樣飽食終日、醉生夢死，我們幸福地唱着啦啦啦，在流光溢彩、充滿烤鴨香氣的空氣里蕩來蕩去。A在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時，我和B坐在旁邊看。我就坐在原地，以同一角度給A拍照。A穿着一件藍T恤，說不出是一種什麼藍，總之是非常非常藍的一種藍，藍得一點渣滓也沒有，藍得徹心徹肺。我看着A在這種藍裏面，不咀白為什麼他在這種藍里會那麼好看。他那個人就像一面藍色的旗，沒有什麼分量，在《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歌聲中迎風招展。B說，哎哎哎，注意點。我說，幹什麼?她很惡地笑，說，你幹什麼看着襄沒城兩眼放光?我說，什麼兩眼放光，我是目露凶光，我在想把他那件好看的衣服搶過來。B又很惡地笑，說，呸。於是我就不響了——像B那麼聰明的人，總是把別人的話不當話。又坐了一會兒，B站起來說，現在我不妨礙你目露凶光了，我也去唱歌，我也唱蘇聯歌曲。於是她走了。又坐了一會兒，A唱完歌走過來，坐在B剛才坐的那塊地方。我故意拍手給他看，他一本正經地說：“不要嘲笑我!”然後說：“你是不是無聊?”我詫異地看看他。這已經是他今天第三次問這句話了——他憑什麼這樣認為?我就很兇地說：“屁!”然而A沒有嚷嚷什麼”哎呀小姑娘不要屁屁屁”，而只是意味深長地看了我一眼，隨即轉過頭去欣賞正在大唱特唱的B。我望着他像面藍旗一般的背，突然發現四周圍已經很黑了，真的是極黑極黑——雖然他們在樹上掛了燈，但在A這面藍得沒法再藍的旗的映襯下，周圍實在已經很黑了。A一直在欣賞B唱歌，我一直在欣賞A的藍衣服。他沒有回頭，突然出其不意地說：“這麼垂頭垂腦的。”我愣了愣。他轉過身，說：“這次集體活動是我籌備的，你這麼垂頭垂腦，我多沒面子!”我聽他說話，目瞪口呆。夏夜的風吹到我臉上，可能因為這裏人太多，風裏也全是人的氣味——也有A的氣味吧?A的氣味應該是藍兮兮的那麼一種東西。我說：“襄沒城，你這個人責任感未免太強。”A笑起來，搖頭晃腦，得意地說：“你知道嗎?這種集體活動籌劃起來，人的頭要報廢的。我這個頭——喏，就是這個，”——他指着自己的腦袋——“可以送給這裏作紀念，以免它死無葬身之地。我自己留着沒有用——已經報廢了。”我對他皮笑肉不笑地笑了笑。他問我：“噯，高考結束那天，要不要也像今天這樣玩通宵?”“像今天這樣?”我嘆氣，說，“怎麼會像今天一樣?”今晚之後，這裏的每一個人都要各奔東西，一個個決絕地奔赴考場、賽場、競技場、戰場，拼個你死我活——怎麼還會像今天一樣呢?A沒有理睬我，依然興高采烈地說：“我們商量過，準備高考結束后組織十個人到敦煌去。人選都定好了，裏面也有你。”我有點想笑，但沒笑。稍微別了別頭，正好F笑得張牙舞爪的面孔在我眼前一晃而過。我目送她走過去，看見她開始和B一起唱歌了。四周一片喧囂。我問A：“你跟誰商量的?”他就說，有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他說：“去不去，你?”我還是有點想笑——他們說說去敦煌，就像去一趟人民廣場那麼簡單。我說：“能去當然是去的。最好像今天這樣，全班一起去。”我直了直腰，看空地上其餘的四十幾個人在夜幕下唱歌、笑鬧、吹牛。這個晚上的確很美，很好玩。A和我坐在一起，沒有動。這樣坐了很久，他的老毛病又發作了，抬起頭開始觀察天空，一直觀察下去。我在旁邊沒有事做。今天晚上，我非常地安於這種沒有事做的狀態，真是開心，難得可以理直氣壯地沒有事做——真開心。我在悲壯地浪費時間，浪費我的年輕的生命。我悲壯地跟A坐在一起。A這個人……這個人。像這樣待了不知道多少時間，他突然伸直手臂興奮地說：“啊!飛機!”是有一架飛機飛過，在空中畫了根對角線。我所看見的其實不是飛機，而是飛機上的幾盞燈。我說：“你幹嗎對飛機那麼感興趣?”A萬分神往地目送那幾盞不紅不綠的燈光遠去，消失，一去不返，然後慢吞吞地說：“等哪一天有了錢，我一定要買一架飛機，自己飛到巴黎去玩。”我愛理不理地聽他胡說八道，不響——他這種話，有誰會去理他。只是A開始來勁了。他坐在我的身邊，十萬八千里之外的天上有一架飛機，幾米開外有許多人在借酒撒瘋——他就這麼開始說他怎麼怎麼嚮往巴黎，巴黎多麼多麼好，他說他傾家蕩產也要到巴黎去一次，又說以後有錢了一定帶我到巴黎去。我馬上說，好的呀好的呀。不過，這並不代表我不懷疑他到那時究竟還認不認識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