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重新獲得世界(5)

敏之特意趕回來，把文件給我看。白紙黑字，我不能不信。說實在的，我至今還不清楚究竟是誰為了什麼要這樣對待圍棋。我出於無奈，馬上找了圍棋協會的名譽主席方毅同志。“圍棋事業不但是周總理、陳老總生前關心的，現在鄧小平等很多領導同志也關心。圍棋是廣大群眾所愛好的，是最高級的娛樂，要撤銷是不對的。”方毅同志看了圍棋手給他寫的信，明確地表示了態度。方毅同志的批示使圍棋事業再次免遭打擊。想起來真可怕，如果圍棋集訓隊再一次被撤銷，其後果豈能設想?!每當圍棋項目遭到劫難，其他兩項棋——象棋和國際象棋也跟着遭殃。3項棋總是同命運共患難，我國的體育事業中，棋類項目經常處於被人歧視和排斥的地位。我在念小學時看了《青年近衛軍》一書，該書中有人說了這麼一句話：在體育的階梯中，棋是最高的一級，舉重是最低的一級(大意)。此話自然是在貶低舉重，但也說明棋在蘇聯體育中的地位。我深信，凡文明發達的國度定會重視腦力和智慧的競技。不幸的是10幾年來我國棋類事業的命運有時由幾個人隨意擺佈，他們不顧多少領導同志的關心和提倡，不顧千萬群眾的愛好和願望，也不徵求圍棋工作者的意見，而憑個人的偏見輕率地對待祖國的事業。一項事業，到底應該由不愛這項事業的個別人來裁定它的命運，還是應該由熱愛這項事業、從事這項事業的人們來設計它的前程?十幾年來，作為一個圍棋手，我能有多少太太平平的日子集中精力鑽研棋藝?這每隔5年的一次次打擊不但給圍棋事業、也給作為棋手的我留下難以治癒的創傷。難道這是周期性的災難嗎?難道這和秋天過了冬天終將降臨、白晝結束黑夜必定到來一樣嗎?一項事業本身得不到保障和一個人的生命缺乏安全無異。蒼天呵，什麼時候圍棋手們能和其他體育項目的運動員一樣不用為事業的生存擔憂和操心呢!“敏之，我要給鄧副主席寫信。”“你想寫什麼?”“我要談我們圍棋，我要說說我的心裏話。”“好，我支持你。”我想這可能是我最後一次向領導同志傾吐自己的心聲了。從我開始學圍棋不久，就得到一些領導同志的關心。但從一開始就有人對此相當忌諱，他們顧慮我會向領導同志隨意反映情況甚至告狀。有的基層領導曾明確告誡我和其他棋手：“陳老總接見時，你們不能隨便發表意見。”害得我們在陳老總身邊顯得不應有的沉默和拘謹。其實我根本不是個在領導同志前隨意發表意見的人，雖然我的確告過幾次狀，但那是在忍無可忍並且不如此則只能眼看圍棋被取締的情況下。我始終很坦然，因為我從未向領導同志為自己個人的利益提過一點要求。我也並非無畏的鬥士，我一向認為人與人的關係應和睦融洽。但是，當圍棋事業的生存面臨威脅的時候，如果因為顧及自我的得失、自我的安危而不敢站出來說話，那還算是個圍棋手嗎?其實，中央領導同志是很願意傾聽各方面各階層包括普通群眾的意見的，很希望更多地了解民情、國情。作為各級領導也應當讓群眾有機會向中央傾吐心聲、反映意見。如果廣大群眾能夠心情舒暢、各抒己見，那麼我們的民智就可以大大地開發，我們的國家就可以迅速地發達。人民暢所欲言的程度往往和國家興旺發達的程度成正比。信寫好了，這是我給鄧副主席的第二封信。5年前“四人幫”要對圍棋下毒手時，我和幾位同志聯名給鄧副主席上書。這5年中發生的事很多，然而給我留下印象最為深刻的還是那封信上鄧副主席鮮明有力的批示。這次我在病床上寫信可不是告狀，而是一個圍棋手向中央領導傾訴衷腸。我只是希望我國的圍棋事業今後再也不要多災多難，再也不要有生存危機了。此時，我自身已真正地面臨著生存危機——癌症。我還被人瞞騙着，但敏之已經知道了，知道了這一她最怕知道的消息。敏之平時像其他女孩子一樣愛哭，關鍵時刻又像男子漢一樣具有承受能力和應變能力。她一方面“夥同”醫務人員一起向我施着“瞞騙術”；一方面馬上返回北京替我作下一步的安排。事後我回想起來，她奔忙於成都、北京的時候，天知道她流了多少眼淚!她第一天知道我病危時，24小時沒合過眼。她一宵睡不着——也就是流了一宵的淚!數天後，我由羅建文陪同回京。建文的年齡比我大將近1歲，在新中國的圍棋手中，他和我都屬最老資格的。他平時落拓不羈，坐着沒個樣，站着也沒個樣，甚至公開講棋時人也站不直。但他恰恰正直、豪爽、俠義、始終如一。離開成都真有些依依不捨。那些對工作負責而又熱心的醫務工作者，那些真心誠意為我焦慮、操勞的圍棋工作者和四川的一些領導幹部使我對成都的感情更深了。我想自己一定還會到成都來的。在這個城市中有那麼多竭盡全力幫助過我的人，我要好好答謝他們。9月29日，我躺在北京首都醫院的病床上被推往手術室。醫生們編造了一些理由說我要挨一刀，並且是不小的一刀。我懷疑他們說話的真實性，不過他們既然說要開刀，那總是有必要開吧。我不願胡思亂想。我多少有些相信命運，如果註定我不行了，那着急也沒用。反正到了醫院我就把自己交給醫生了。我躺在手術床上，由着護士們給我輸血、打麻藥，人有時竟是這樣無能為力。再偉大的人物也可能有這樣的時刻。我們實在不必把生死看得太重了。我現在是什麼也不用干，什麼也不去想了。我自己也不明白我怎麼這麼平靜，這麼超脫。我像一個旁觀者似的打量那些圍着我忙個不停的醫生和護士。他們身穿藍色手術服、戴着藍色手術帽和大口罩，他們只露出一雙眼睛；而我呢?什麼都沒穿，連眼鏡也早被摘除。眾多的“武裝到牙齒”的人在對付一個暴露無遺的不能動彈的人，真是有趣之至。開刀當然不是有趣的事。虧得給我做手術的醫生們醫道和人道都是最佳的，每每有人指着我胸上那一尺多長的刀疤說：這個手術做得非常漂亮!我再也忘不了這些賦予我生命的醫生們。10天後我能站起來了。我往磅秤上一站，好傢夥，20斤肉不翼而飛。然而這對於一個以前顯得胖了些的人來說也不算是壞事。手術后我才知道，很多人在為我的生命擔憂。手術那天國家體委的王猛主任和李夢華副主任等不少同志始終在醫院辦公室等候消息，手術的全過程不斷傳向這間辦公室。當惡性腫瘤被切除下來並基本上判斷為早期癌症時，多少同志為我鬆了一口氣呵!尤其是訓練局的副局長張鈞漢同志像聽到捷報一樣歡呼起來，其真摯的情感令我感動不已。敏之還告訴我不少中央領導同志也關心着我的病情。鄧副主席看到了我的信后不但對圍棋事業十分關心，而且還對我的健康狀況作了批示。方毅同志在我被送進首都醫院的當天，就來看了我。我深知這一切絕不僅僅是對我陳祖德個人的關心，而是體現了黨中央對圍棋事業的關懷，想到這裏又很感欣慰。我的很多棋友在我手術後輪流守護着我，還有很多圍棋愛好者從全國各地向我表示慰問。一個圍棋手生一場病能得到這麼多的溫暖!人們這樣的關心，也使我感到自己的病可能不輕。有的人免不了會露些馬腳，首都醫院有一位熱心的醫護人員在看望我時說漏了嘴：“你的手術動得很好，瘤子切除得很乾凈。”“這個瘤子是良性的還是惡性的?”我提了個理所當然的問題。他一看苗頭不對，支支吾吾地離開了病房。清華大學一位患了癌症的教授到醫院來探望我，在言談之中他這麼說了一句：“你的病和我是一樣的。”旁邊的護士大吃一驚，馬上找借口把這位教授拉了出去。首都醫院善良的醫生護士們不忍心讓我面對癌症的打擊。“敏之，我的病情你一定要如實告訴我!我還有工作要做，你是理解我的。”終於一位醫生來到我的身邊，手裏捧着我的病歷，源源本本地介紹了我的病情。為了讓我確信，他還要我親眼看看自己的病歷。我不看，已無此必要了。我發自內心地說了聲：“謝謝!”此時我又想起了中江兆民，我可真的要好好向他學習了。當年醫生明確跟中江說他只能活一年半；而我顯然不止這些時間，我比中江幸運多了。這年年底，敏之陪我到上海去療養。那天在飛機中我和敏之設計着今後生活的藍圖。我隨身帶了些必要的資料和稿子，一種嶄新的生活在等待着我，這種新生活對我充滿着誘惑力。誰知死神對我並不罷休，它的陰影緊緊地伴隨着我。抵達上海的那天晚上，我感到渾身乏力，不思飲食，還不時噁心。第二天我立即被送往上海市的瑞金醫院——轉氨酶高達1000。是輸血引起的黃疸性肝炎。在瑞金醫院中我躺了足足5個月，在這期間死神向我發起了猛烈的攻擊。我一天瘦似一天，周身的皮膚一天黃似一天，兩眼居然變成綠色，我照了鏡子不免聯想到荒野中的餓狼。我的黃疸指數幾乎上升到極限了，隨時可能告別人間，告別我的妻子和才兩歲多的兒子秋秋。秋秋每次到醫院來看我總要說：“爸爸，我來給你打針。”說著就伸出一隻小胖手指頭往我的胳膊上輕輕地戳着，煞有介事地“打針”。“爸爸，你快好了吧?”他說：“你病好了，又可以抱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