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北京―巴黎(1)

這樣一次有18個國家的200名棋手參加的歐洲圍棋賽，自然要有一大堆籌集資金、組織編排等等龐雜的工作。令人吃驚的是，搞這攤工作的全部工作人員竟只有法國圍棋協會的兩三個人。他們不僅把全部比賽過程安排得有條不紊，不出差錯，而且他們自己還都作為圍棋手參加了比賽。1978年7月，我親身感受着這次22屆歐洲圍棋錦標賽的秩序和多彩。是的，這次不僅有錦標賽，還設有主要邀請賽、讓子棋邀請賽和快棋比賽等。而這一切，當然也還是由那兩三個人組織。像這樣一次比賽，其規模和工作量大概不會低於我們的全國比賽吧?但在我國，一次比賽，一項活動，往往組織委員會就好大一攤，什麼主任、副主任，然後是一大堆委員，有時還設有名譽主任。此外還有辦公室主任、副主任，又是一大批工作人員。我們的效率!我們的時間!我們的習俗!我們的觀念!我們那被耽擱、被扼殺的一切呵!我們那荒唐的、動亂的過去…………1976年7月28日凌晨，一陣劇烈的顫動伴隨着一陣奇怪的轟鳴聲把我從睡夢中驚醒。一股好像是冥冥之中的強大的力量使一幢幢大樓都魂不附體地哆嗦着、可憐巴巴地呻吟着。較高層的瓶瓶罐罐以至自行車劈哩啪啦地被摔到地上。人在大自然面前原來是這樣涉小!然而這只是發生在距地震中心數百公里的北京。在震中，一座工業城市頃刻間成了廢墟一片，死神迅疾地帶走了數十萬人的生命!是中國人太多了，亦或是中國人受的苦難還不夠?1976年呵，為什麼天災**一齊降臨到中國人的身上?1月，我在**廣場上久久地站着，我的心和密密麻麻地佈滿廣場的中國心一起顫慄着、碎裂着。4月初，我們中國圍棋代表團在日本訪問期間，日本所有的報紙都以大篇幅報道了“四·五”事件。人民群眾遭到了無情的鎮壓，鄧小平同志再度受到陷害。我的心好像一下沉進了黑暗的深淵。這年訪日比賽的成績不錯，聶衛平和孔祥明的戰績尤為突出。但祖國的天空又被烏雲籠罩，多災多難的圍棋又要在黑暗中遭受厄運。我心中僅有的一點高興也被深深的憂慮吞噬了。地震期間我和數百萬北京市民一樣離開了自己的小窩，成了街上的流浪漢。大家擠在帳篷中過着群居生活，北京市的幾乎所有街道上，都是一個挨一個的形形色色的帳篷，整個城市成了一個大集市。一天，《新體育》雜誌社的負責人郝克強同志來找我下棋，我當時缺乏弈興，隨口說身邊沒有圍棋。老郝說他上樓去拿，我說震情不斷，上樓不妥。誰知老郝滿不在乎地登上4樓，取來了棋盤棋子。老郝自有一股捨命愛圍棋的勁頭，後來他為圍棋事業的開展起到了非同小可的作用。天災固然可怕，**更有甚之。一個人在精神上受到的苦痛，往往不亞於在身體上、生活上受到的苦痛。不要說其他，僅那些無休止的必須說假話的會議就令人如坐針氈。尤其是所謂的反擊右傾翻案風更令人氣憤。一次有個幹部一本正經地跟我說：“陳祖德，你給鄧小平寫的那封信要好好認識，你要寫批鄧的大字報。”我聽了勃然大怒。人起碼不能昧着良心說瞎話呵!不要說鄧小平同志站在人民的立場上與“四人幫”作大無畏的鬥爭，光是他對圍棋事業的支持，我也是一輩子忘不了的。我不說瞎話，但是有人在會上說瞎話，所以每當我參加一次批鄧的會議就感到一種說不出的痛苦，甚至是一種良心上的譴責。一個國家不搞法制而搞封建**，人民就得不到真正的解放。一個社會開明與否，進步與否，很重要的一條，就是讓不讓人們說真話。精神上的壓抑已有整整10個年頭了。這一年全國圍棋錦標賽的決賽因**逝世而被取消。作為一個圍棋手，失去一次比賽自然十分不幸，但我清楚地意識到，我們的國家正面臨一個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國家的命運、事業的命運、家庭的命運、個人的命運全都緊緊地聯繫在一起了。在新中國的歷史上，最大的悲哀是周恩來總理的去世，最大的歡樂是“四人幫”被粉碎。在普天同慶的日子裏，我和敏之乘坐一輛小卧車艱難地穿過密密層層的人群和遊行隊伍，來到了葉劍英同志的家中。葉帥步履有些遲緩，但他精神矍鑠、神采飛揚。在祖國命運危急的時刻，他走了關鍵性的一步棋。葉帥曾多次找敏之打乒乓球，見了敏之還風趣地說是自己的老師，如今他不適宜再打乒乓球了，但他還是關心着自己的“老師”。這次他把我倆找去，讓我們分享他的快樂。我們一起用晚餐，看電影，一起說，一起笑。這一天，葉帥是快樂的，我和敏之是快樂的，全國人民都是快樂的。葉帥是勝利者，也是“文革”的倖存者。當我們在歡慶勝利的時刻，自然會想到為此而付出的沉痛的代價。那些磨滅不了的悲哀時時混雜在歡樂喜悅的情感中……十年動亂過去了，我國的體育事業和其他各項事業一樣，同樣遭受了嚴重的破壞和損失。在體育事業中圍棋更為不幸——因為它失去了陳老總這樣一位名譽主席。圍棋事業需要一位名譽主席，誰來擔任呢?在我國，愛好並提倡圍棋的老幹部為數不少，但如今很多工作未走上軌道，大多老幹部的問題未得到解決，怎麼辦呢?“譚副委員長，我們非常希望您來擔任圍棋協會的名譽主席。”那是1977年夏季的一個晚上，我、淞笙和敏之三人隨同廣州市副市長孫樂宜同志來到譚震林同志家中。譚震林同志在新四軍時和陳老總是老戰友了。陳老總是司令員時，他是政委。新四軍的指揮員幾乎沒有不會下圍棋的，譚政委也如此。不過他的弈興不如陳老總。有時陳老總下圍棋下得太晚，譚政委就勸他早些休息。但往往沒過多一會兒，他自己也忍不住參加了“戰鬥”。我想譚震林同志對圍棋不會不關心的，今天可不能白跑這一次呵!沒想到譚震林同志已另有考慮，而且他確實是從有利於圍棋事業的發展來考慮的。他不慌不忙地說：“陳老總的這個位置一定會有人來繼承的，但是我年歲太大了。過不久中央要開會，到新的班子組成后，會有合適的人選的。”中央會議召開后，我提起筆給譚震林同志寫信，詢問我們的要求有否着落。信發出后，心中忐忑不安，不知此舉是否冒昧?沒想到幾天之後，回信就來了，當我看到信封上印有人大常委會幾個字時，我的心劇烈地跳動起來。我定了定神才打開來信。譚震林同志在信上這麼寫着：“我徵求過方毅同志的意見，他願意擔任圍棋協會的名譽主席……”我馬上將此信交給國家體委的王猛主任，王主任對圍棋事業始終很關心，很快將此事上報中央。方毅同志和陳老總一樣，是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他愛好圍棋，又和陳老總同事過。我不由從心底里感謝譚震林同志，他對圍棋事業考慮得多麼周到。回顧新中國的圍棋史，人們當然不會忘記曾擔任過圍棋協會名譽主席的陳毅同志和方毅同志，人們也絕對不會忘記周恩來同志和鄧小平同志對圍棋事業的關懷，而且人們也會記住我們的革命老前輩譚震林同志曾經為圍棋事業的發展投下了極其重要的一着子。1977年11月的一個下午，圍棋手們以喜悅的心情迎接了新的圍棋協會名譽主席。方毅同志健步走進了大廳。他見到我，問：“你的老師顧水如現在怎樣了?”“他去世了。”“噢，我看過顧水如先生帶你下棋，那時你還沒桌子高呢。”方毅同志在圍棋手們的簇擁下來到了會議室。大家坐定后，他第一句話就說：“我擔任圍棋協會名譽主席是為了繼承周總理和陳老總的遺願。”我馬上聯想到陳老總曾幾次說過，他抓圍棋是經過政治局的，是**同意的。方毅同志和陳老總一樣，都把圍棋事業視為國家的事業、黨的事業。這之後，方毅同志又多次接見圍棋手，詢問圍棋事業各方面的情況，還經常給我們講陳老總下圍棋的故事。他對成立中國圍棋院非常關心，這也是陳老總的遺願。方毅同志還強調說，圍棋不但要和日本來往，還應當走向世界，要和歐美圍棋界進行交流。當他知道第二十二屆歐洲圍棋錦標賽即將在巴黎舉行時，就積極建議我們去參加這一活動。去歐洲?去巴黎?要不是方毅同志的熱心提倡，很難想像我們會在1978年去巴黎。因為準會有些人覺得歐洲圍棋水平這麼低，跟他們交往沒意思，甚至認為去巴黎無疑是為了遊山玩水。記得一次桂林市邀請上海棋隊去訪問，我和桂林市體委的一位同志一起找了上海市體委的有關幹部，那位幹部把桂林誤聽為貴州，於是他一口答應。桂林市體委的那位同志很高興，馬上發函回去。過了幾天，上海那位幹部才知不是貴州，而是桂林，去桂林豈不是遊山玩水?於是立即改變決定，上海棋隊不能去桂林。這下可苦了桂林，桂林市委和桂林市體委給上海不斷來函來電，簡直是在央求上海，但均無濟於事。我實在看不下去，找了上海市體委的領導，再三替桂林市說情，這才成行。或許有的人以為我陳祖德自己想去桂林，而事實上在這一年中我因中日比賽已兩度去桂林，在一年中有興緻第三次去桂林遊玩的除非是個遊玩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