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失敗還是勝利(2)

一天，接到敏之自北京的來信，看了信的內容不由大吃一驚。敏之說她得到確切消息，國家體委又要撤銷圍棋項目。不單是圍棋，還有不少項目也要同時撤銷。我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圍棋事業兩年前才由周恩來總理親自恢復，怎麼今天又要撤銷了。我再看一遍來信，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敏之豈會跟我開這種玩笑?真是晴天霹靂!我愣住了，完全傻了。命運多會捉弄人!自全運會預賽后，我養精蓄銳，排除一切雜念，做了充分的準備，我只有一個目標——打好全運會決賽。我的技術狀態，我的精神狀態都使我具有充分的信心實現這一目標。我滿以為任何雜念都不會對我產生干擾，任何意外都不會使我產生動搖，然而妻子的一封信，那麼短短的幾行字卻把我的一顆心徹底粉碎了。回想這些年來，圍棋事業有幾刻安寧的日子?1966年“文革”開始后，圍棋就被一些人指責為“四舊”，1970年被**一夥撤銷，1972年陳老總去世，一個打擊接連一個打擊。1973年圍棋項目總算恢復了。但我父親病重直至1974年去世，給我留下難以彌補的創傷。我好不容易平靜下來，準備投入到那即將來臨的、盼望了16年的全運會，卻傳來了這噩夢般的可怕消息。為什麼?為什麼?“四人幫”他們和**一夥有何區別?誰都知道，圍棋是周總理、陳老總關心和提倡的，於是**一夥強行撤銷了圍棋。“四人幫”也視圍棋為眼中釘。圍棋始終和政治連在一起，休戚相關。我明白了，圍棋再度要被撤銷絕非偶然。“四人幫”已下手了，我們難道無動於衷、任其宰割?我馬上找了吳淞笙和華以剛，把情況告訴他們。我說事到如今，只有上書中央。當時周總理頑疾在身，常卧病榻，鄧小平副總理主持國務院工作。我建議給鄧小平同志寫信，淞笙、以剛完全贊同。於是我連夜給鄧小平同志寫信，至於這封信能起到什麼作用，這封信又將給我個人帶來什麼後果，這一切都來不及考慮了。我所考慮的只有一條，即圍棋事業不能再度被撤銷。我的生命早已溶化在圍棋事業中，我從來不是一個好鬥的人，但圍棋事業是我的生命，我要像捍衛生命一樣捍衛圍棋事業。不，我將拿我的生命去捍衛圍棋事業。信寫完了，我們考慮到要使此信的分量重一些，落款除了我們3人外，又加上羅建文、王汝南和聶衛平3人。恰好淞笙有事要先上北京，我就把信交給淞笙請他設法上交。淞笙帶走的信牽住了我的心，我思慮重重，焦躁不安，度日如度年地等待着淞笙的消息。全運會的決賽一天天臨近了，但全運會對我來說已失去了它的吸引力。雖然我始終渴望着比賽，但我清楚，圍棋之所以能有比賽，那是因為事業的存在。我已曾有過7年不下棋的歷史，這是新中國圍棋史上的一場悲劇，難道事過兩年，歷史的悲劇又要重演了嗎?淞笙在北京盡了努力，但無法把信遞交上去。他只得把信交給敏之。就在此時，我隨上海體育代表團抵達北京。全國體育界的精英在最美好的季節薈萃在我們的首都，這其中包括7000多運動員和大量的工作人員。北京城披上了節日的盛裝，全運會的各種招貼畫舉目可見，滿載着各種項目的運動員的車輛不時在街上奔馳而過。要在平時，我會興奮和激動得像第一次參加比賽那樣。可是今天，我對這一切都無動於衷，麻木不仁。我真麻木了嗎?不，我的神經全部集中在一點上——信，那封至關重要的信。我馬上找到了敏之，敏之也是個搞事業的人，她理解我。我倆經過商量，認為將信遞交上去的最可靠途徑是通過陳老總的孩子。當我們見到陳老總的第二個孩子丹淮並說明來意時，他憤慨地說：“這是對着我爸爸的。”陳老總的幾個孩子嚴於律己，作風正派，為人誠懇，毫無優越感。人們說這是陳老總在世時家教有方。幾個孩子不但繼承了父親的革命好傳統，而且也繼承了父親的趣味。老二、老三都愛好圍棋，他倆的棋藝水平旗鼓相當，都不亞於獲得名譽八段的父親。老大昊蘇不擅於弈棋，但作詩撰文很是拿手，這顯然也是受了父親的影響。他們非常愛自己的父母，但在**、“四人幫”一夥的迫害下，父母相繼離開了人間。1月6日，是陳老總去世的日子，每年這一天，他的幾個孩子都要前往八寶山，在父親的骨灰盒前默哀悼念。我們圍棋手也總在這一天帶着自己精心製作的花圈到八寶山懷念我們的陳老總。我們和陳老總的幾個孩子在這種場合見面言談不會很多，但我們的心是完全相通的。一次離開八寶山公墓時，昊蘇、丹淮邀我和敏之等去他們家，他們把陳老總的相冊拿給我們看，又拿出家中僅剩的一些棋盤棋子。陳老總生前有不少棋盤棋子，他去世后，昊蘇、丹淮他們讓即將離開的幾位秘書和工作人員自己選擇一些東西作為紀念品帶走。誰知秘書等都選擇了圍棋盤和圍棋子。不知是陳老總的魅力還是圍棋的魅力，反正陳老總周圍的人都對圍棋產生了興趣。對於他們來說，最有紀念價值的恐怕莫過於這些棋盤棋子了。圍棋手們從心底里熱愛陳老總，陳老總的子女理解我們，他們自然也熱愛着父親所關心和提倡的事業。在圍棋事業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他們義不容辭地挺身而出，為維護祖國的圍棋事業盡了自己的努力。上海市的體育代表團住在西郊的部隊招待所，棋類比賽的賽場在北京市少年宮。從招待所到賽場坐車得花不少時間。大轎車往往不夠，只能借用部隊的卡車。乘坐卡車顛簸得厲害，但選手們的情緒高昂振奮，在國內最重大的比賽中打出好成績是每個選手的共同心愿。我儘管表面顯得鎮靜，但我的思潮顛簸得比卡車還要厲害。我的心中充滿着憂慮和焦急。我想今天我們圍棋手能夠參加這盛況空前的全運會，而明天呢?誰知明天會怎樣。我國的圍棋事業經受不起再一次的打擊。正如一個體質很好的人如接連遭受重病的侵襲也要垮下來。陳老總的孩子們已將信遞交上去了，但鄧副總理會批嗎?鄧副總理主持着國務院的工作，尤其是他正在跟“四人幫”作針鋒相對的鬥爭，在這種情況下，他能顧及圍棋事業嗎?一個又一個問題不斷地在我的腦際產生、盤旋，我氣憤地對自己吼道：鎮靜下來，你這是去比賽!但是那些揪心的問題死死地糾纏着我，我怎樣也擺脫不開，怎樣也平靜不下來。鄧副總理大概知道我們等得焦急吧?他很快地在我們的信上作了批示，批示鮮明有力，毫不含糊。批示下達時正值全運會召開之際，“四人幫”在體委的代理人不得已將批示給大家傳達。我知道有的人會因此痛恨我的，你們恨吧，反正我是高興的，因為圍棋事業得救了。體育界的廣大群眾為此而高興，其中最高興、最激動的應當是我了。陰霾被驅散了，我突然感到北京的秋天從未有的美好。我真想狂奔一場，想大笑一場，更想大哭一場。我多麼想痛痛快快地發泄一下!很遺憾我不是個感情外露的人，我簡直痛恨自己的這種性格。我不禁回想到1965年陳老總在中南海請乒乓球隊吃飯時的情景，那次周總理把我和另一位圍棋手招呼過去，和我們乾杯。隨後陳老總把我們向其他中央領導同志一一作了介紹。當介紹到鄧小平同志時，陳老總說：“總書記，你要支持圍棋呵!”鄧小平同志點頭微笑着。事隔10年，在圍棋事業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鄧小平同志果然力挽狂瀾，使祖國的這朵藝術奇葩避免了再一次遭受摧殘。全運會的圍棋決賽進行到最後階段只剩4人，除我之外，還有聶衛平、王汝南和趙之雲。抽籤結果，第一輪我執黑對聶衛平。小聶自然是我的主要對手，賽前有人跟我說小聶近來進步很快，我想他要擊敗我還不是這麼容易的事。但這一次我估計錯了，1975年是小聶棋藝上一個重要的飛躍。全運會之後，在迎戰日本圍棋代表團的比賽中，他先後戰勝了高川九段和窪內九段等強手。1976年春他作為中國圍棋代表團的一員訪日，取得了7戰6勝的優異成績。1975年全運會是聶衛平黃金時代的開始。在第三屆全運會時，論水平，小聶要戰勝我也並非易事。但我的心思都放在圍棋的存亡問題上了，沒有進入較好的比賽狀態。和小聶這局棋進行至序盤我已感到不妙，我苦思冥想，竭盡全力想把局面打開，以求得較好的戰機。但我的腦子竟是從未有的麻木遲鈍，一點靈感都沒有，我簡直感到這棋似乎不是我陳祖德下的。棋盤對面的小聶，神態自如，落子輕快。我可以肯定他的心情也是緊張的，因為這局棋關係到冠軍寶座是否易位。然而他是自信的，他是有潛力的，他下的棋那麼有分量，猶如一個強壯的拳擊手不斷打出那鐵鎚似的一拳又一拳。我不禁想到傑克·倫敦的小說《一塊牛排》中那個老拳擊手湯姆·金，難道我和他是一樣的下場嗎?不，湯姆·金實在是老了，而且他所以沒取勝是因為那一塊牛排。而我究竟不像他那麼老，我也不是因為少那麼一塊牛排。但不管怎樣，我如今的情況和他那場悲慘的拳擊賽類似，我們都是面對一個年輕得多的、強有力的、充滿着朝氣和生命力的對手，而且我們都是力不從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