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廖承志代表團(2)

不知聽到誰的聲音：“看，東京!”我從機窗往下看，可不是，東京就在下邊。東京多美!以往幾次抵達東京都在晚上，只能欣賞其夜景。今天是陽光普照，碧空萬里，東京市五彩繽紛，絢麗奪目。飛機在機場停穩了，機場上鋪着一條長長的紅地毯，地毯旁站着很多日本官員以及各界、各團體的負責人。在這長長的歡迎行列中我看到了幾位老朋友，他們是多年從事日中友好活動的知名人士。我還看到了西園寺公一，他這次擔任着廖代表團歡迎委員會運營委員長的重要職務。西園寺先生曾在中國居住過多年，因此我早就和他認識了，他還是陳老總的棋友呢。我們代表團一行除了團長等少數人坐小卧車外，其餘均乘坐豪華的旅遊車。這種旅遊車內設置着一個個極講究的大沙發，沙發中有大茶几，車中還安放着彩色電視機及各種冷熱飲料，真是應有盡有!對於這次訪問，日本方面作了充分的準備。尤其在保安方面盡了很大的努力。如果代表團全體出動，全程配備3000名警察。各種警車前呼後擁，氣勢壯觀。沿途的警察都拿着報話機，及時與前方聯絡。這樣，代表團在行進中不會遇上紅燈，在交通擁擠的東京市能暢行無阻。天空中還經常有兩架直升飛機來回巡航，完全是國賓待遇。在廖公的身邊始終跟隨着兩名保鏢，每次外出他倆都緊挨在廖公左右。如果歡迎人群或記者過分靠近，他倆就會毫不留情地將這些人推開，有時他倆的動作似乎有些過分，但為了盡其責任可能也是不得已。這次代表團由於包含了各方面的代表，因此就必須分頭應付各界的歡迎活動。代表團的秘書組為了全團的日程安排，每天工作至第二天凌晨，辛苦不堪。圍棋界就我一人，於是我經常是獨立作戰。一個人去參加各種外事活動，多少有些棘手，好在都是圍棋界的朋友，因此很少拘謹，倒是歡愉暢快。剛到日本時，東京的圍棋界要在日本棋院舉行一個歡迎會。我請國家體委的趙正洪同志一起參加，他同意了。我將此情況告訴了日本棋院，他們為此作了準備。誰知後來有一個乒乓球的歡迎活動，與這次圍棋活動在時間上有了衝突。在我國的一些人看來，乒乓球無疑比圍棋重要，因此趙正洪同志就改變了計劃，去出席乒乓球的活動。這下可苦了我，我想日方對趙正洪出席已有了準備，我如何交代?慌亂之中我拉上了外交部的丁民同志一起去。我倆來到日本棋院的大門，接待人員一看趙正洪沒來，也有些手足無措。他們在二樓的大廳中和佩帶的紅花上都已寫好趙正洪的名字。突然的變化把這些接待人員忙壞了。數年前的日本棋院還是一幢老式的日本式房屋，如今的日本棋院已成為一座8層大廈，變化真不小!剛跨進棋院就有幾位記者問我：“你看到這建築有何感想?”“這是日本圍棋事業發展的象徵。”我想大多數人都會這麼回答的。日本棋院的一樓設有小吃部和小賣部。二樓有一個可容納600人同時對局的大廳，大廳可攔開分成幾個小廳。日本圍棋界經常在這個大廳中舉辦各種類型的比賽、快棋表演以至酒會等活動。平時業餘圍棋愛好者可在此自由對局，也可花錢請職業棋手討教一盤。後來的不少次中日圍棋比賽以及世界業餘圍棋錦標賽也在這個大廳中進行。三樓和四樓是棋院的各種辦事機構，自棋院負責人會見外賓的客廳直至各種書刊的編輯部，均集中在這兩層。五樓和六樓是職業棋手的賽場，這兩層中有大小不等的各種賽場，房內都是“塔塔米”。有幾間只能安放一局棋的賽場是職業棋手進行重大比賽的特別對局室，這種對局室佈置精緻，格調高雅，還具有閉路電視的設備，可供棋院其他場所觀看。七樓和八樓是旅館，可供外地棋手來東京比賽時住宿。這是一個設備完善的現代化的棋院。我不禁想我們的祖國也應有這樣一個棋院。我國是人口眾多的大國，又是圍棋的發源地，我們的棋院理應比日本棋院更壯觀、更完善。我回想起陳老總在世時曾多次說過我國要蓋一所棋院，“文革”前有位體委的負責人問陳老總是否把棋院蓋起來，陳老總說：“等我們的水平提高些再蓋吧。”誰知夜長夢多，時間過去近20年，這個棋院還未能成為現實。我們來到二樓大廳，只見數百人濟濟一堂。這其中不但有眾多圍棋手，還有不少政界和財界的頭面人物。而與此同時的乒乓球歡迎活動才30人左右，兩者無法相比。在日本，乒乓球怎能和圍棋的影響相比呢?我們和日本交往為什麼不更多地考慮日本的國情而要把自己的國情加在別人身上呢?我心中不免埋怨趙正洪同志，今天突然改變計劃是多麼不妥!不過後來又覺得此事實在不能怪趙正洪同志，換一個人恐怕也會這樣。因為我們這麼辦事慣了，我們的一些觀念已是固有的了，譬如乒乓球當然比圍棋重要，至於在日本圍棋遠遠比乒乓重要，那我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招待會一開始，首先舉行追贈陳毅副總理名譽八段的儀式。日本棋院理事長有光次郎登上台宣佈了這項決定。陳毅副總理的名譽八段證書的填發日期，採用中日兩國聯合聲明發表的日期——1972年9月29日，以紀念中日邦交正常化。我從有光次郎先生手中代替陳老總接過了名譽八段證書。我既喜又哀，喜的是陳老總雖然去世，但他不僅被中國人民也被日本人民深深地懷念。哀的是陳老總未能看到這一天，本來應當由他親自接過這張證書的。我想到10年前日本朋友授予他名譽七段證書時他是那麼的喜悅，今天他如果在場，不定有多高興呢!我手捧這張證書，百般思緒洶湧而起，本想用日語說一句謝謝，但怎麼也發不出聲音……酒會上大多是我熟悉的老朋友，多年不見，自然很親切，雙方都有很多話要說。可是我只一張嘴，哪裏應付得了?我只能與一些最熟悉的老朋友三言兩語地打招呼。近兩個小時后，酒會宣告結束。日本朋友贈送了我和丁民同志每人一個講解圍棋用的大磁石棋盤，後來這兩個棋盤對我國圍棋事業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是個棋手，棋手之間最好的交談莫過於“手談”。日方的歡迎委員會收到了一封又一封的要求“一定要下一盤”的信件。這絕不是單純的為了要跟我下一盤，而是日本人民想和中國人民交流情誼的強烈表現。在我訪問期間，日本圍棋界和新聞單位替我安排了不少有意義的對局，對此，我是由衷的高興。廖代表團的其他成員都進行拜訪、參觀等友好活動，只有我不但要參加代表團的一些重要活動，還要進行一系列激烈的比賽。旁人體會不到我的辛苦，但旁人也享受不到我的樂趣。我的第一場比賽是跟日本的著名棋手藤澤秀行九段。藤澤九段在當時還未獲得“棋聖”稱號，但他的棋藝早已被日本棋界所推崇。我們的比賽安排在日本式旅館“福田家”，這家旅館對我來說並不陌生，因為在這裏不但進行過不少次日本的重大棋賽，而且以前我訪問日本時也曾在此住宿。對局在下午開始，觀戰者中有西園寺公一先生。他身為歡迎廖代表團的主要負責人，但只要有可能，總是來觀看我的比賽。我在日本共賽了9場，他居然觀看了8場，只有一次因實在脫不開身沒來。我雖然知道西園寺先生愛好圍棋，但興味如此之濃還是令我驚訝。這天做記錄的是女棋手小林千壽四段，她在不久之後即獲得日本女子本因坊稱號。我對藤澤九段是執黑先走。說實在的，對局前我心中不太踏實，7年未下棋了，免不了生疏些。但開局后不久，我的自信恢復了，我從不是悲觀論者，何況這局棋我發揮得不錯，前半盤我佔了優勢。藤澤九段不愧是高手，處下風而不亂，冷靜地等待時機。而我畢竟多年未下棋，最後有幾手不當，終於以半子惜敗。這一局棋意味着中日兩國圍棋交流的恢復，因此意義不小。日方很重視，《讀賣新聞》用整版作了報道。第二場比賽的對手是加藤正夫。加藤在1962年時訪問我國，那時雖只四段，但鋒芒已顯露。如今雖是七段，但其實力和九段不相上下。他和石田芳夫一起成為日本新一代棋手的代表。加藤的棋風和我一樣都是力戰型，日本棋界給了他一個外號叫做“劊子手”，這足以說明他兇狠的棋風。日本的職業高手和他對局，如稍一不慎就可能“大龍”被擒。我和加藤一交手就殺得火星迸發，硝煙滾滾，最後我好不容易以一子半獲勝。局后大竹英雄九段問我：“陳先生，你的棋為何這麼好殺?”我回答說：“我討厭收官。”加藤聽了微笑着說：“我和你一樣，也不喜歡收官。”後來我們一起用晚餐，在座的除了加藤和大竹外，還有石田芳夫和女棋手木谷禮子等年輕棋手。大家年齡相仿，不乏共同語言。木谷禮子再三請我和他們一起玩棒球，我也想和他們熱鬧一番，無奈代表團活動安排太緊，難以有此機會。我身旁還坐着一位胖胖的老人，我以為他是日本棋院的代表，當時只顧和年輕棋手歡談，也沒在意。不知誰說：“今天宇都宮德馬先生觀看你們的對局，他很感興趣。”我早就聽說宇都宮德馬先生的大名，但我對局時聚精會神，目不斜視，哪有心思留意旁觀者。我說了句：“宇都宮先生也來了?可惜我沒見到他。”有人笑着說：“他不就在你的身旁。”我這才恍然大悟。宇都宮先生頭上已佈滿銀絲，神情很慈祥。他在自民黨中是獨自一派，有較高的聲望。後來他請廖代表團到他家中作客，在碩大的花園中搭上很多彩色帳篷，還請了不少廚師烹調出很多美味可口的佳肴。宇都宮先生還特意把我帶到他的住房，拿出他心愛的棋子棋盤給我欣賞。愛好圍棋的人對於棋手總有一種特別的親切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