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悲失路之人？?

1993年，《中國青年報》記者盧躍剛奔波在路上。“2月24日凌晨，寒流來了，漫天都是雪片。我們匆匆趕路。我在風雪中與飽經磨難的婁底城告別。我有一種強烈的預感，較量並沒有結束，我還會回來，無論是怎樣的結局我都會回來。”他的預感沒錯，涉嫌非法拘禁人大代表案的人員迅速組織反擊，“戰場從湖南轉移到了北京。眾多湖南要員居然與匿名信作者沆瀣一氣，對我進行誣陷，公函滿天飛，以地方黨政組織的名義羅列罪狀，足以置我於死地。接下來便是對我的調查。”1998年，時任《新快報》記者的我鏖戰在路上。我冒着生命危險率先披露的《經理摧殘賣花女局長庭長壁上觀》震驚海內外，中國、美國、英國、新加坡等成百上千的媒體爭相轉載、報道。但涉案的公司經理兼賭場大老闆、支隊長、法庭庭長、公路局長，及部分背後集團迅速發起反攻：我們記者被跟蹤、電話被竊聽、房門半夜被打開、報社被起訴；媒體之間發生惡性競爭，有報社為犯罪嫌疑人開脫，有人指責“媒體干預司法公正”；有特種人員秘密對記者進行監測、調查，更有人揚言“買記者人頭”、“花二千萬元翻供”、“北江公安分局每一輛警車都被盯梢!”2001年，時任《甘肅經濟日報》記者的王克勤彷徨在路上。他采寫的《蘭州證券黑市狂洗“股民”》刊發於《中國經濟時報》，黑市蓋頭被徹底揭開，一個個威脅接踵而至，4名幹警入住他家進行保護，有領導卻批評他：“你怎麼吃着甘肅的飯，搗着甘肅的亂？”“你發稿為什麼不請示有關部門呢？你有沒有組織原則？”“你給甘肅惹了多大的亂，你知道這有多壞的政治影響嗎？”王克勤心灰意冷：“這是甘肅新聞史上最黑暗的一天。”2003年，時任《羊城晚報》記者的趙世龍流放在路上。領銜報道了廣州長洲戒毒所“將戒毒女強行賣與雞頭被迫賣淫”黑幕的他，被戒毒所所長以“誹謗罪”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追究刑事責任。“我做記者10年來第一次真正感到害怕，央視《新聞調查》都報道了，他們還敢這樣囂張，公開和暗地威脅我。”趙世龍說。他還在西祠衚衕“記者的家”網站上發出呼救貼：“本人在廣州素與人為善，如遇不測，定為長洲戒毒所所長羅賢文所為。”他決定出去避難，“權當雲遊四方吧！”在北京公主墳一間公寓，我發現這個“算得上是一條槍”、在韶關賣花女案件中並肩作戰過的哥們變得神情蕭瑟。同年，《成都商報》記者李亞玲放逐在路上。她離開了報社機動部，被調職到該報新聞中心負責對外聯絡。據傳，此次調動是因為她6月22日見報的一篇批評報道：成都市青白江區市民李桂芳外出吸毒前將3歲的女兒鎖在家中，當天李被警方強行送往戒毒所。李桂芳跪地哀求警察讓她回家把孩子放出來交給其他親友，她再回來投案，卻遭到冷酷的拒絕。被鎖在家中的3歲的女兒被活活餓死。文章發表后，網上有人進行絕食接力，有關部門出面制止，報社受到壓力，李亞玲被調離記者崗位。她曾在報社工作8年記者，為此“傷感至極”。在謊言大行其道，真相被遮蔽的年代，一名名調查記者為了行使新聞記者的職責，揭示事件內幕，被威脅、被起訴、被流放、被調離、被誣陷。為民請命之人反成“國民公敵”，連最基本的權益也得不到保障。“吾行太遠，孑然失其侶，吾見放於父母之邦矣。”魯迅的慨嘆穿過悠長的歷史，道盡了先行者的悲涼。天涯羈旅，落日孤帆，誰悲失路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