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歲時父親血染礦車道?

在隱居田園、嘯聚山林的日子，空氣的新鮮、大山的偉岸、岩石的嶙峋、天空的高遠、村民的淳樸，構築着童年的圖景。但世界上很難找到一片真正的凈土，世外桃源、烏托邦小島，只不過是中外知識分子的想像而已。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這場空前的浩劫發生在中國，其危害程度遠遠超過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成為中國歷史上、世界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文革末期恰值我能記事的時候。有幾個夜晚，我們在村裏的一塊水田邊玩，忽見一個亮團從山邊騰空而起，把靠山的那面天空照得透亮，村裡這邊也被照亮了。那時候覺得很驚奇、害怕，生怕有什麼大事要發生。有當過兵的村裡人說，那是機場的照明彈。在山的深處有一個軍用機場，隨時都準備打仗呢。10多年後，我和幾箇舊時同學跋山涉水到這個機場遊玩。我們見到了戰鬥機、機關槍和防空洞。機場一軍官惡狠狠地攔住我們說不準拍照，要將膠捲作廢。他將我們帶到營房上面后，又變了樣，笑着同大家聊天、講官兵的故事。大家還合了影，興盡而返。不久，還有兩兵哥給一個漂亮女同學寫了信。呵呵，估計他們太過寂寞了。文革時飛機還有其他妙用：撒傳單。飛機擔負起傳媒的功能，這在我後來所學的采編業務里是沒有的，可見那時中國人民的創造能力是無窮的。飛機一飛過，除拖出一條掃帚似的長尾巴外，漫天飄下的都是白色傳單，紛紛揚揚，像下雪一樣好看。我們戰戰兢兢地在公路上拾，但傳單內容早忘了。村裏的批鬥會隔三岔五進行，可惜我沒有見過。不過被押在小車上遊行的“反革命分子”、“右派”倒是見過。屋前的馬路是所有車輛的必經之途，遊行車還沒開過來，喇叭里震耳欲聾的聲音便已衝過來，頗有先聲奪人的氣勢。那時我特膽小，每到這時便嚇得早早地躲在奶奶身後。等車走得稍遠點的時候，就探出半個小腦袋，偷偷地看。蜿蜒且有點坡度的馬路，一輛神秘而駭人的車，就那麼深深定格在腦海中，像恐怖片。其實，我看到的只是皮毛。何清漣因為大我16歲，且居住在城區，自然比我看得多：“1968年的時候，湖南省邵陽縣發生了大規模的殺人案件，把那些所謂地、富、反、壞、右的五種人吧，全部、全家給殺光，屍體就拋到河裏或者就地處理，許多屍體每天從邵陽市的資江河漂流下來，當時邵陽人傾城出動，都去觀看這些屍體。那些屍體慘不忍睹，有的女屍被挖去**，挖去**；有的一家大小屍體用一根鐵絲從耳朵穿過去，捆在一塊就這麼弄下來；有的就是把手指用鐵絲這麼穿過去，扔在河裏面……”作家**則更是描述過廣西某地吃“四類分子”心肝的慘絕人寰的場景。1976年，文革結束，“四人幫”倒台，山村似乎恢復了寧靜。接着便是痛訴“四人幫”的倒行逆施。印象最深刻的是放電影，露天的、免費的電影。一張白幕布往樹上或屋前一掛，一大群人便早早圍過來。每次電影開始前總會出現這樣一個鏡頭：一筆將“四人幫”**、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的臉部輪廓全部畫出，一氣呵成，頗有王羲之之遺風，大夥都笑。我很小就能將這四個名字背得滾瓜爛熟，直到現在也沒有忘記。一年後，傳來了**的死訊。清楚記得那是一個黃昏，母親抱着我站在屋檐下聽村裏的廣播。聽着聽着，大人們都哭了，正在做老師的表姐更是哭得大雨滂沱，好像天要塌了一樣。而沒人知道，就是從那時起，驚雷撕開了黑幕，冰河開始解凍，中國告別了最黑暗的一夜。我一點眼淚都沒有，看着大人們納悶不已。關於文革的感性認識僅此而已。那個時代留下的印象是一片陰霾，像黑白照片，沉澱了過多的沉重、恐懼、莫測。多年後，我陸續閱讀了一些關於**、**、胡耀邦等人的傳記和關於文革的紀實、小說、教材。印象較深的是北大教授洪子誠所編著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材，記載着中國作家在那個時代凝血的雙眸、歪曲的倒影、橫飛的屍身。此時，我已經知道，成千上萬人的殉道、被害，還有山村發生的離奇的一切，其實都源於我們當初為之痛哭的那個人和背後的政治體制。**為什麼要發動文革？北大中文系教授錢理群認為：“在**炮製出的那‘四個偉大’中，毛只接受了一個，即‘偉大導師’，這仍然體現出他的聖人情結。發動文革是**走向聖人的決定性一步。他提出要將全國辦成一所‘大學校’（也就是**思想的大學校），要從‘靈魂深處爆發革命’，雄心改造全世界人民的靈魂。“毛的雄心沒有任何人能夠理解，他的內心是孤獨的。當時他曾寫下‘一陣風雷驚世界’、‘憑欄靜聽瀟瀟雨’的詩句，兩個反差強烈的意象暗示出他的內在矛盾。在寫給**的一封信中，他引用了阮籍的‘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並自言與魯迅心靈相通，都是解剖自己遠比他人嚴格。可惜他的胸懷無人理解。“標準的政治家是在革命勝利后追求和平，而**卻是虎氣、猴氣並存，骨子裏不安定，天生要造反，甚至把自己一手創立的國家自己搞得亂七八糟，內心有不斷破壞，不斷創造的**。”文革期間，我家倒是沒有受到任何衝擊。因為父輩、祖輩都是窮苦人出身，屬於“根正苗紅”的一類，甚至父親和好些親戚都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執行者”，家裏就擺了一張從地主家“專政”過來的精巧的花雕床和八仙桌。我就在這上面睡覺、吃飯，一點也沒意識到有什麼不妥。每次填寫表格“出身”一欄時，我都無比自豪地寫下兩個字：貧農。其實，貧農的命運在解放后也是很悲慘的。這個悲慘當然不是直接源於政治，而是源於經濟，但經濟往往又是政治的晴雨表。在大躍進期間，全民鍊鋼，大辦水利，農民被強迫丟下農活去“找礦”、“鍊鋼”、“修水庫”，大量成熟的莊稼爛在地沒有收入倉，或者收割草率而大量拋撒。人民公社響應黨的號召大辦公共食堂，以幾千年來老百姓從未見過的場面糟蹋糧食，三、四個月就耗盡了那本已不足的口糧。到1959年春天，許多地方已經有餓死人的現象發生。1984年，有幾位學者在英文《人口與發展通訊》上指出：“1958年至1961年中國的大饑饉是人類歷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但那場慘絕人寰的大飢荒中，究竟死了多少人，出版物語焉不詳。如中國科學院1989年發表的國情報告這樣說：“按保守的估計，因營養不良而死亡約1500萬人，成為本世紀中國最悲慘的事件之一。”有黨史專著說：“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在4000萬人左右”。可是，整個1960年，《人民日報》一如既往，大談“大躍進的高速度”、“在較短的時間內，實現我們的偉大的理想”、“我國各地農村的公共食堂，自從今年春季整頓以來，越辦越好”、“已經進入健全發展的新時期。”據母親說，大躍進時期，村裡餓死了不少人。大家先是去山上挖野菜吃，野菜挖完后吃樹皮，樹皮剝完后吃“觀音土”。而這個“觀音土”非常致命，吃時感覺能飽，但根本消化不了，吃的人就被活活脹死了。這和飲鳩止渴差不多。我的外公是在大躍進期間生病去世的。到底是什麼病也沒弄清楚，只知道成天夜晚咳嗽，咳到後來吐血，而且肚子痛得很厲害。由於沒錢治病，只能拖着、熬着，他幾次想自殺都被外婆死死勸住。一天清晨，外公忽然神色很好，從床上跳下來，說要出去曬太陽。大家都很高興，以為有轉機了，其實那是“迴光返照”。幾分鐘后，外公栽倒在地，呼吸停止。爺爺到底是何許人物，是什麼樣子，母親也說不上來。母親只知道，我奶奶從一個叫黎家坪的地方遷徙過來時就是單身一人。黎家坪在國內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時期，“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奶奶家特別窮，據說那裏的親人都看不起他們。為了謀生，奶奶帶着兩個女兒、兩個兒子從黎家坪遷移至雙鳳公社。她把大女兒嫁給了這裏的一李姓男子，也就是我的大姑爺，把小女兒嫁給了李姓男子的弟弟，也就是我的小姑爺，自此便在這紮根。要不，奶奶還真不知道該如何謀生。很多年後，伯父一直想帶着我們“衣錦還鄉”，回黎家坪看看那裏的人，出一口氣，但因病逝未能遂願。父親和伯父長大后，漸漸變得有出息。伯父年輕時候去當了兵，參加過震驚世界的抗美援朝戰爭。身為志願軍軍官的他，目睹了成千上萬的志願兵用血肉之軀抵擋聯軍的坦克、大炮，將生命留在異國的土地上。而一些被俘的戰士在歷盡艱辛輾轉回國后，不是被整死，就是受到處分。伯父的“命”比那些犧牲的志願軍好。他雖然腿部中彈，但命保住了，且立了功。戰爭結束后，他轉業至縣民政局。我最喜歡他年輕時穿軍裝的照片：那真是英姿颯爽，氣宇軒昂，一表人才，典型的“帥哥”，令我們這些後輩望塵莫及。父親念過初中，這在我們那兒可少見。他能說、能寫、也能算數，算盤打起來“嘩啦啦”響。父親身材還算魁梧，力氣大，打起架來兩三個年輕小夥子不是他的對手。最令人稱道的還是他的為人、聲望。他一向耿直、善良，以德、才服人。當上大隊隊長后，他帶領村民開渠引水、拓荒修路，為大夥作了不少貢獻，大隊惟一的一所小學就是在他的帶動下建的。奶奶一生貧窮、衣裳襤褸、省吃儉用，遺憾的是她與伯娘相處不太好。奶奶很疼愛我媽和我，常將自己省下來不捨得吃的紅糖和紅棗背着伯娘偷偷給我吃。伯父和父親分家后，她便一直住在我們這邊。那時，面對四周莽莽蒼蒼的大山，我好奇地問父親，山外是什麼？父親告訴我，山外是縣城，那裏有許多大山一樣高的樓房和星星一樣閃亮的燈光。從此，我便分外嚮往山外的世界，盼望着有一天那些燈光能將我的一生塗抹得燦爛輝煌。沒想到不久，父親獨自踏上了那條去往山外的道路。那是1977年，文革結束不久，百裡外的一個國營大煤礦招人，據說如幹得好，可以吃上“國家糧”，可以遷家屬。至於父親是否被這點所誘惑，我已經無可確認。反正，已經35歲的他不顧眾人的勸阻，上路了。在父親離去的日子，母親和奶奶常有事沒事走到馬路前，留意着每天下午駛過的那一趟長途班車，期待着父親的身影。我和哥哥在田園、菜地幹活時，也止不住往路上張望。一個月後，父親如期歸來探親，那簡直像狂歡一樣。他特地買了村裡沒有的饅頭，並抱着我狠狠地親了兩口，鬍子把我的臉蛋扎得好疼。從父親口裏，我們知道了他乾的是採掘工，在井下工作。因為他有些文化，所以他還當了班裏的支書呢。他準備以後把我們都接到礦里，過上好日子。我們都很樂。但沒想到，23天後，父親又回來了，不過是用大卡車運回來的。他躺在棺材裏，一動不動，再也不能聽到我叫爸爸了。在一次井下巷道的交通事故中，隨着一聲慘叫，父親的頭部被急馳的礦車活活碾過，鮮血、腦漿迸飛！清楚地記得，那時我5歲；清楚地記得，那時父親剛去煤礦2個月差7天；清楚地記得，那時有人說看到一個碩大的火球在家鄉的馬路上一滾一滾，就滾進了深淵；清楚地記得，那時整個山村的老老少少都在痛哭；清楚地記得，那時滿地禾苗正在散發清香……父親被安葬在屋對面的山上。那是一座我們小時候常去的山，我們曾在山上看着遠處縣城依稀的燈火，想像着不可知的未來和世界。在挨近山頂的一小塊平坡上，周圍被挖得都是黃土。父親就安息在這裏。透過掩映的樹林，田野、阡陌、馬路、行人、老屋、自留地、後山、炊煙歷歷在目。在我懂事後的歲月里，不斷傳來礦難的消息：瓦斯爆炸、透水塌方、亂采濫挖、地沉地陷，一隻只無形的惡魔吞噬着成千上萬的煤礦工人。為了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礦主利欲熏心，視礦工的性命如糞土，有關部門也是睜隻眼閉隻眼。中央電視台《新聞調查》記者長江在《當代》雜誌發表的報告文學《礦難如麻》中吶喊：“中國有句成語叫‘殺人如麻’。‘礦難’在殺人！‘礦難’猛於虎！‘礦難’讓人沒法用語言來形容這來自地下卻顛覆於光天的一樁樁人間慘劇。”“殺人如麻”，還有另一層意思：殺的人多了，也就麻木了。殺人者麻木，旁觀者亦麻木！2003年繁峙礦難時，礦主不僅殘忍，而且狡猾。他們與當地政府勾結在一起，隱瞞真相，並不惜血本買通新華社記者，使其變成利益共同體，“穿一條褲子”，釀就了中國新聞史上的一大丑聞。父親走後，山路變得異常凄清。但我們仍習慣性地往馬路上望，目送着每一輛班車絕塵而去，盼望着奇迹的發生。母親和奶奶在長達數年的時間內常以淚洗面，給身心帶來了巨大創傷。母親經常夢見父親，在夢中哭醒，醒來又哭，自此眼睛痛、頭痛，為日後種種疾病的侵入埋下了禍根。我7歲那年，礦山根據國家工傷工亡事故有關規定，願意接收我們全家入礦，解決城鎮戶口，安排母親工作。母親考慮了很久，為了我們子女的前途，便背井離鄉，來到了父親曾經工作過的地方。奶奶年紀大不想去，便留在家裏由伯父照顧。我們也時不時回家看望奶奶。記得有一年初冬，我隨母親、姐姐回去。當車至區（縣的派出機構，後撤除）里時，才發現公汽停開。回去還是前行？母親猶豫了好久，最終咬咬牙踏上了那條還有40里長的山路。已很難描述當時的情景，只記得走到離家不遠的一個小坡時，我看到夜幕中點點的燈火，忽然一頭栽倒在地。幾年後，曾經白髮人送黑髮人的奶奶也去了。奶奶活了80多歲，沒有享過一點福，省下一點東西常要留給我吃。至今，我仍彷彿看見她在時空中，一遍又一遍，掀開一層又一層的布，把一小塊紅糖取出給我。後來，伯父也病逝了。嚴肅的他在生前很少和我們交流。有一年暑假回家，我看到他咳嗽不已，全身瘦骨嶙峋，手上青筋暴起，卻依然忙着挑水、燒火、種田，我感到一種莫名的憂傷。他們的生存與死亡，和山上那些不知名的花草一樣。由於一生飄零，說起來不孝得很，伯父的墳我沒去過，父親和奶奶的墳我都只去過一次。每逢清明節，在礦山的大哥都要回家“掛青”。每逢這一天，我總止不住投箸凝思。我知道父輩們都是很普通的人，在艱難時世中艱難生存，根本談不上建功立業，儘管他們也許有過這種想法。從某個角度而言，我是在延續他們的夢，在反抗絕望與無邊黑暗。離開故土后，老屋變得冷清。傾斜的屋身，佈滿裂縫的牆壁。沒有炊煙的裊裊升騰，沒有家人的歡聲笑語，惟有黧青色的瓦覆蓋著屋頂，也覆蓋著人生的悲歡離合。不過，這僅存的一點記憶也被一場大火燒去了。伯母后讓一位與丈夫關係不好而出走的婦女住在老屋裏面，不想生火做飯時竟起火了。表哥、親戚、村民雖奮力搶救，但由於天旱缺水，屋子仍被燒去了大半。當我和哥哥趕往故鄉時，觸目之處皆是殘垣斷壁，爛磚碎瓦，儼然一片廢墟。我輕輕地拾起一塊瓦片，彷彿拾起了一段沉重的歷史。那第一聲啼哭好像又在耳邊迴響，往事悠悠如潮水一般湧來，一陣強似一陣拍打我的心靈。我默默無言。腦海里反反覆復交替着兩幅畫面：冰天雪地中，一位青年手握砌刀一塊磚一塊磚往上砌，凜冽的寒風捲起他的衣袂，他渾然不覺；熊熊的大火如巨蟒吞噬着老屋，頃刻間濃煙四起，梁斷牆崩。父親在修建這房屋時，也許永遠沒想到它會落得如此悲慘的結局！山路仍然在延伸。它就這樣連接着村莊與城鎮，過去和未來，生存與死亡。祖輩、父輩在這條路上走過，探索過。而我亦絲毫不敢停留，踏着他們的脊樑和斑斑血跡，最終走出了重重大山，走向大江南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