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八十年代

曾經見某些人討論，最希望生活在哪個時代？大家莫衷一是。我記得列舉的年代有蒹葭蒼蒼的西周、遊俠縱橫的先秦、杜牧時代的揚州、李白生活的盛唐、名士風流建安風骨的魏晉、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大革命時期的法國、拓荒與內戰時的美國等等。我想了又想，答案是：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上大學。是的，我要高聲歌頌的八十年代。那是一個怎樣的年代？用多少碎片也描述不盡的。只選擇一些與這篇文章不跑題的花絮——那年頭，一個偏遠小城的路邊書攤上擺的可能都是《快樂的哲學》（13）；那年頭，學生可以在深夜踹開老師的門，就因為看了一本書激動得睡不着覺。那年頭，理想主義還有很大市場，我們學校有一個搞民俗研究的男老師，文弱蒼白，衣着寒酸，卻靠自己跋山涉水採集來的民歌贏得了廣泛的尊重，一個校花嫁給了他，他經常與年輕貌美的妻子在校園園散步，讓俺們流口水。我都沒有信心打聽他們如今怎麼樣了，但願他們的愛情能經受得起市場經濟的沖刷。那年頭，海子可以從南走到北，又從北走到黑。在他自殺前的流浪歲月中，可以身上沒有一分錢想去哪兒就去哪兒。據說他走進昌平的一家飯館，開門見山說自己沒錢，但可以給老闆背詩，換頓飯吃。老闆說詩他聽不懂，但他可以管詩人吃飯。大家的眼中只有海子，可有誰注意到他旅途中的路人，冬天裏的柴禾，四季中的糧食？是他們，不懂詩卻懂得尊敬詩的人們，給了他所需的養分、綻放的信心，才讓詩人成為詩人。最後，海子痛苦得性起，索性想表演一把自殺。好在，他享受了選擇死亡的權利，社會也盡到了讓他吃飽飯的責任。那是一個好年景。那年頭，新聞事業也突破了從前的羈絆，進入了一個比較繁榮的時期，試舉三例：某次人大會，有一位代表舉手否決，一張照片便是，諾大的會場，只有一個手臂孤零零地舉着，孤標而倔強；某次黨代會，一位女記者給鄧小平遞了個紙條，告訴他今天是世界戒煙日，提醒他不要抽煙，小平笑着掐滅了煙頭；某次工作會，與會官員紛紛睡覺，電視記者都沒辦法取景，靈機一動，將眾人睡態拍下，標題便是《工作會竟成了睡覺會》。我們盡可以贊第一個記者有眼光，第二個記者有勇氣，第三個記者有頭腦，但是，我們更應該注意到這樣的事實：那張照片獲得全國好新聞獎，那張紙條被作為黨代會花絮刊登於《人民日報》，那則新聞當晚被中央電視台播出。如果沒有鼓勵他們這樣發現新聞處理新聞散佈新聞的大環境，所有的眼光、勇氣和頭腦恐怕都無從談起。我們的八十年代。熱愛八十年代，我至少可以說出六十六條理由，但最重要的一條是，那個年代允許學生可以不讀書。像前面提到的現代文學老師，在我們宿舍進行了一番考前輔導（其實也就是劃劃重點，免得讓我們作弊的時候都不知道從書上哪一頁抄起）后，頗有感慨地說：“其實我教你們的，都是垃圾。要有人能重寫現當代文學史就好了。”他抬起憂國憂民的臉，看着我們一雙雙愚昧又茫然的眼，不禁由衷嘆了口氣：“可惜，教的是你們這幫雜碎。”有同學提議大家寫《關於作弊的記憶碎片》，而在那年頭，作弊是老師也幫忙的事兒。像我的偶像、青年女詩人楊榴紅，她教社會學。《社會學概論》期末考試時，是我第一次上這門課，一見到她，驚為天人。她苗條纖細的身體用一襲阿拉伯風味的長裙裹着（十幾年後有人叫這“波西米亞風格”），慵懶地坐在講台的桌子上，一俟另一個長得很醜卻很嚴厲的監考老師走出去，她馬上便伸出修長的食指擱在紅唇上，示意我們可以抄寫了，臉上是寬容而調皮的壞笑。毫不誇張地說，我在考試開始前一個小時，除了自己的名字外一個字也沒有寫，而是始終痴痴地看着她，一是因為我連抄都不知道從何抄起，必須得等旁邊睡在我上鋪的兄弟答好后再讓俺照葫蘆畫瓢，另一個原因是，我必須抓緊這最後兩個小時將她銘刻在心中，彌補因為逃課而錯失掉的整整一學期欣賞她的機會。非常非常遺憾，那次考試我居然及格了。而按照我的如意算盤，是要重修《社會學》概論的，好能再盯着她看一個學期。未遂后，我與對門宿舍的大鼻子成立了一個楊榴紅俱樂部，準備賣酸奶，用賺來的錢為我們的偶像買一副隱性眼鏡——我們認為她不戴那副大框眼鏡會更好看。我的《社會學概論》得以及格，並不是因為我抄得有多好，而是那年頭的老師都手下留情，輕易不會讓學生為了一門傻課而蒙上不及格的灰塵。所以，想不及格也難。所以，我要追憶一段永遠釘在我的成長史恥辱柱上的往事。那一年的英語課，我們換了個新老師。第一堂課，那廝用夾雜着邁阿密口音的英語說，他剛從美國回來，非常認同美國的教育手法，學生可以來上課，也可以不上課，noproblem。我這麼一聽，心裏就有底了，那一學期的英語課，就基本上沒去過。期末考試，我們要通過學校的四級考試，黑色幽默的一幕發生了，我們宿舍四個考四級的，只有我一人及格，但最終總評成績，卻是只有我一人不及格。那廝還特有理地說，是因為我的考勤太差。本來我在英語學習方面特有天賦——這一點有中外許多人士可以作證。但就是那個說話不算數的老師，讓及了格的人不及格，又讓不及格的人及了格，就這樣把一個語言天才扼殺在搖籃中。聽說那廝家住動物園附近——我並沒有說住動物園的人就是畜類，而我們經常去北展劇場看電影，都是坐332路到動物園下車，然後過一個天橋到馬路這邊，再走到北京展覽館。每次行走在天橋上，我都想，也許那傢伙正騎着自行車往家趕，正在橋底下，我就拎起一塊板磚，向那孫子憤怒地擲去，哈哈哈哈，痛快……這一陰暗的復仇心理使我患上了強烈的天橋強迫症——只要在天橋上走，哪怕是在紐約，都有往下扔磚頭的**。美國朋友，拜託躲遠些。可以不讀書，聽起來是很放縱的毀人，其實是誨人不倦的。科學家們說，時代是懶漢們推動着往前走的，諸如不願意甩墩布的人發明了吸塵器等等。如果一個人被允許可以偷懶不讀書，那麼他肯定會尋找一切不去讀某一本書的理由，這將更有利於他不迷信權威和名著，培養冷靜審視的態度、選擇批判的眼光。就是憑着這股子懶勁，我感覺到巴爾扎克的小說實在是難看，當然比起左拉的來還算有趣；路遙那麼老套的文筆，怎麼能得到那麼多人的追捧？不過，他確實比賈平凹要老實得多，而老賈口口聲聲說自己是農民，字裏行間卻充滿了狡黠、算計、虛榮和市儈氣，他的書不看也罷。聽北大人如數家珍地說，他們校園裏那個工商銀行儲蓄所，裏面一半的錢都是王力老師的——《古代漢語》給他掙的稿費，那真是一個人文主義的傳奇。我們學古代漢語用的也是這套四本一套的教材——那時候特別羨慕所謂的簽名本，就產生了一個自力更生的靈感，比如這套書，我就在扉頁上寫下了“老六先生雅正”，落款是努力模仿的魏碑體“王力敬獻”。玩笑歸玩笑，崇敬歸崇敬，但這門課實在是沒意思，把文學和文字弄得跟搞科研一樣。高考時我一門心思要考中文系，開始學這門課後才忍不住后怕起來。幸虧可以逃課，老師也高抬貴手，才沒有把古代漢語學得那麼精細。王力老師，對不起了，我失去的是古代漢語那門課的“優”，進而失去了當選優秀畢業生的資格，進而失去了分配到比較好的單位。但是在這門課結束后，我得以真正享受起古色古香的國語，並沒有被拆成一個個的使動用法、語氣助詞和平仄，我看《詩經》也沒什麼磕絆，也才發現《史記》居然是那麼偉大的一部著作。可以不讀書，從更深的意義上說，絕對是一個時代的進步，也是八十年代真正的魅力——你可以被允許進行相反方面的選擇了。是的，我可以熱愛讀書，也應該可以不讀書；我可以說“是”，也應該可以說“不”；我最好是走直路，但也可以走彎路；我應該認真地過每一分鐘，但也可以度過一段毫無意義的時光；我可以成就一番大事業，但如果碌碌無為過一輩子的話，也犯不着覺得對不起誰。我被要求加入到你的行列里來一起建設，也應允許我進行一番破壞；你希望我贊成你，你也允許我對你質疑和反對；我可以對你充滿敬意，但你也要接受我對你產生疏離和背棄。在那個時代，你不用承受那麼多“必須”，甚至，你的勇氣與出格還得到鼓勵和讚賞。正如美國法學界進行的那番爭論，公民焚燒國旗犯不犯法？——“如果一個國家連焚燒國旗的自由都給你，那這個國家還不足夠你來愛嗎？”這種彈性和寬鬆度，比起薩達姆在只有他一人候選的總統選舉中還要弄出個近乎百分百的支持率來，比起中央電視台鼓吹自己的春節聯歡晚會有百分之九十幾的觀眾好評如潮來，要人道得多了。讓我們把這種“不讀書主義”發揚光大：姑娘，我向你求愛，你可以點頭，是我莫大的幸福，但是，我也能接受你的拒絕。哥們，我們的交情是一輩子的，但是，如果你有新的，新的彼岸，就可以離開我。我同樣也可以。親愛的，我知道你希望我愛你十足十，但是，也請允許我，愛你只有六成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