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貞丸號

我的姑祖母曾說過，她與兩位牧師離開杭州不久，就聽說葛任差一點死於非命。後來，我在黃炎的《百年夢回》一書中，看到了有關記載。正如我在本書第一部分提到的，最早報道二里崗戰鬥的黃炎，曾與葛任以及范繼槐共赴日本。當時，他們乘坐的是一艘名叫“大貞丸號”的郵輪。《百年夢回》第三章的標題，就叫“大貞丸號”。文中除了記錄葛任赴日途中的一些生活片斷，其中，他還引用葛任的話說明，葛任當初之所以去日本留學，部分原因是為了避難：一雨成秋，日輪“大貞丸”號駛離南京時，天雖已放晴，但江風仍然不住地送來涼意。到上海時，大貞丸號只是稍作逗留，就匆匆離開了。此時的中國大地，正是軍閥混戰。去國的憂憤是有的，更多的卻是疲倦。枕着濤聲，我很快睡著了。在睡夢中，我又夢見了父親的死。我登船赴日時，恰是父親周年的第三天。父親是在混戰中於去年9月1日戰死的，地點就在南京。一個夢接着一個夢，夢中全是死人，殺頭像是砍瓜切菜。後來，我便在夢中呻吟了起來。我醒來時，看見一個潔凈的少年站在我面前，很文弱的樣子，還帶着些許的娟秀和羞怯。我後來知道他名叫葛任，同我一樣，也是去日本留學的。“你是否身體不適？”他伏下身來，悄悄問道。於我，那自然是一種難得的慰藉，雖然我的痛苦是任何人也安慰不了的。現在想來，我當時有點出言不遜。我告訴他，我做了個夢，夢見這船沉入了海底，全船的人都死光了。他站在我身邊，不停地搓着手，臉色通紅。那是我青年時代最遠的一次航行。我似乎早就希望有這樣的航行，借空間的阻隔來忘卻不幸。但是，三等艙甲板上的點點水花映照出的晨曦和夕陽，仍然使我不住地想起父親殷紅的血。我告訴葛任，甚至甲板上的一塊糖紙和瓶塞，都能使我想起與砍頭有關的事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可蛇不會將人咬死，井繩卻能將人弔死。我就見過被吊在南京城垛上的人頭，傷口是陳舊的，可眼睛還睜着，眼皮有點上翻，似乎要看那繩子是用什麼獸皮做成的，能拴得那麼牢靠。一天中午，葛任把那些糖紙和瓶塞全扔進了大海。他來到我身邊，從懷裏掏出了一瓶名叫女兒紅的黃酒。那個時候，我才發現，在他的羞怯中，其實有一種憂鬱。但他是豪爽的，這從他拔掉瓶塞的動作上，從他喝酒的姿勢上皆可看出，儘管其中不乏那個年齡的人慣有的誇張。他告訴我，他是在上海上的船。“你是從南京上來的吧，我上船時，就看見你在船邊站着，念念有辭，像是從教堂的唱詩班逃出來的。”他的說法讓我感到納悶。多年之後，我才知道他曾在育嬰堂里呆過。到了晚上，我們的鋪位就挪到了一起。我們身邊還有兩個人，一個很矮，另一個很高。那個矮個子名叫范繼槐，眾所周知，他現在是中國的法學權威。當時，他絲毫不引人注目。引人注目的是那個瘦高個。不知是何緣故，有時他會自己發笑，讓人心裏直發毛。他的膝蓋上有一個傷口，上船時就已經化膿。晚上，那口子結了薄薄的一層軟痂，像是果凍的皮。可到了早上，他必定用指甲將之挑開。看到膿冒出來，他會很舒服地吸氣。葛任和他說話，他只說自己是安慶人，便再無下言。葛任就接着和我談東論西。他向我談起了一位姓胡的小姐，說本應該一起坐船來的，可事到臨頭，做父親的卻捨不得她走了。從他說話的樣子看，那位姓胡的小姐自然是他的情人了。多年以後，我才知道，他所說的那位姓胡的小姐，就是中國最早的話劇演員冰瑩女士。現在想來，年輕人的愛情多半就像從艙口看出去的夜色：水天之間，那夜色是半透明的，如浸過油的紙；機器的吵聲或大或小，船速也或快或慢，那半透明的夜色也就被擾得沒有一絲寧靜。我也想到了我的“情人”，如果那也能算是情人的話。她是我的表姐，我們算是兩小無猜吧。就是她，在那年的春節嫁了出去。隨着她的出嫁，她的男人，一個我只見過一面的都督帳下的副官，就頻頻光顧我的夢，並得到他應有的結局：讓人掐死，讓繩弔死，腳踝在馬鐙里扭傷疼死，讓最鈍的刀砍死，讓最鋒利的刀刺死，在醜陋的床笫之歡中窒息而死，擦槍走火將自己崩死，穿衣不當給肩上的綬帶勒死。我只見過他一面，甚至記不清他的面容，但在我的夢中，他扭曲的臉卻逼真得如我養過的一條狗。我離開南京時，她來看我，但又不敢正眼看。她送給我的禮物是一摞用勾針織出來的襪子。不知她從何處聽說，日本是沒有襪子的，因為日本人全是光腳走路。太妙了，接下來一雙臭襪子又套到了那男人的臉上，並且是雙層的，他於是就給活活悶死了。葛任的夢倒是一派詩情畫意。他乃性情中人，並且終生如此。他告訴我，他和那位姓胡的小姐在花園裏徜徉。梔子花、扶桑和睡蓮圍繞着花園裏的亭子。他說，她身上也有一種睡蓮的香氣，而到了傍晚，則成了薄荷的清香，清香中略帶茶的苦味。他說話時顯得有些羞澀，近乎喃喃自語。我問他，紅袖添香夜讀書，是人生之勝景，為何要到日本去呢？他先說是朋友的好意，難以拂逆，爾後又說來東瀛也是迫不得已。在杭州的一家茶社，他曾受過一次襲擊，親朋好友都認定那是對着他來的，倘若不是他命大，他早就與他的父親一樣命喪黃泉了。我當時還不知道他的父親是誰，後來才知道，曾在上海籌建中國第一家公共圖書館的葛存道先生，就是他的父親。我記得從上海到東瀛，走了十天。而當時，我感覺它就像我所經歷的這個世紀一樣漫長。也是在這十天之內，我和葛任成了無話不談的朋友。他喜歡清新的空氣，深邃的星辰，間或棲落到大貞丸上的鳥以及它的紅喙，像畜群聳動着脊背似的海浪。他告訴我，在他未來眾多的夢中，有一個夢就是要叫出所有的美妙的事物的名字，傾聽其天籟，觀看其神韻，撫摸其露珠似的濕潤和溫柔，以解開它們非凡的美妙之謎。如果他叫不出來，他要用全部的愛，去哺育孩子，讓孩子有能力將它們一一叫出。有一天，夕陽正要收盡其蒼涼殘照之際，一件事發生了。與我們的鋪位緊挨着的那個安慶人，掉到了海里去，就像一隻被風吹落的被單。大貞丸繼續往前疾駛，浪把他裹了下去。都以為他是失足，於是人們就唏噓起來。臨到上岸時，有人在他的行囊里找到了遺書。原來，他名叫尹吉甫，是陳獨秀的朋友。陳獨秀那時正在東京雅典娜法語學校讀書。後來，我們見到陳獨秀時，他告訴我們尹吉甫是上海亞東圖書館的工作人員，到日本來是為了和他商討《甲寅》雜誌的編輯事宜。從他那裏，我們還得知尹吉甫是個詩人。我記得，郵輪靠岸的時候，我覺得我們已經在海上走了一個世紀。我們上了岸，都跺着腳，像是要以此確定已到了瀛島。異國的悲涼之霧襲來了，我的肩胛骨聳了起來。此時，莫名的，我和葛任，以及同船的許多學生，眼中都蓄滿了淚水。在安東尼?斯威特的《絕色》一書中，我得知葛任被擊中時所在的那家茶館名叫怡香園。當時，整個中國大地暗殺成風，冰瑩也不知道那究竟是一顆流彈，還是有人故意為之。不過，鑒於葛存道的被刺，胡安不能不有所警覺，於是有了送葛任赴日之舉。葛任到日本以後，稍事安頓，便給冰瑩寫來了一封信，盼着早日與她在日本相聚。《絕色》一書，收錄了信中的一段文字：華亭（註：指上海）一別，已逾二旬。暫居日本友人川田家中，一切便當。所居之室，以木為板，離地尺許。窗牖開闔，如蝶翼般靈巧。君若在此，亦當滿意。只因思君心切，常有涸轍之鮒之感。若能與君早日相逢於東瀛，則幸甚矣。那時候，他哪能料到，等他再次見到冰瑩的時候，冰瑩竟然已經是一個孩子的母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