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一次遠行

蘇聯女人都是大洋馬？我聽了只覺得好笑。

至於大洋馬是否也用乳酪膏，我不清楚。

我在蘇聯守身如玉，從未招惹過她們。

可她一提起蘇聯，還是讓我心裏一震。

瞧瞧她多會演戲。

剛見面時，她還裝做不曉得我。

這不，說著說著就露餡了。

我想，她定然曉得我去過蘇聯，也定然曉得我的外號毛驢茨基。

她說過之後，睡了一會兒，又去找美國貨了。

我一個人坐在那裏想，歷史真會捉弄人，它就像一個婊子，專門捉弄我們這些痴心漢。

我的第一次長途遠行，是跟着葛任去的。

最後這一次，是奔着葛任來的。

只不過那次是向北，這次是向南。

那次是為了幫他，這次呢，是為了殺他。

對，我說的那次旅行，指的就是到蘇聯去。

葛任出獄后，決計到法國去找冰瑩。

問題是，他不曉得冰瑩的地址。

唉，冰瑩以前倒是留過地址，可她委託的那個人（註：即川田）是個酒鬼，有次喝醉了和人打起架來，被人扒光了衣服，那個紙條也就丟掉了。

這可把葛任難住了。

為此，他還去了趟杭州，想從冰瑩的父親那裏弄到地址。

可冰瑩的父親出外遊歷了，他還是一無所獲。

甚麼，重回北京醫專？唉，他倒是想過此事，可是回不去呀。

他剛從牢裏出來，校方躲還躲不及呢，又怎麼敢收留他。

將軍定然曉得，俄國爆發革命以後，諸多智（知）識分子心嚮往之，都學起了俄語。

不瞞你說，我也學過俄語。

對，我是跟着葛任學的。

他在北京醫專任教時，課餘時間曾到東總布衚衕10號（註：即現在的23號）的俄文專修館學習俄語。

不過，他學俄語不光是因為那裏的革命，還因為那裏的文學。

他看過瞿秋白翻譯的托爾斯泰，愛不釋手。

他也喜歡普希金，說普希金的詩文令他想起了母親早年的畫，山光水色，清純妙。

不過，此時他尚未動過去俄國的念頭。

將軍，這麼給你說吧，倘非那個叫黃濟世的人頻頻造訪，他是不會到俄鄉去的。

將軍說得對，就是辦《申埠報》的那個黃濟世。

有一天，黃濟世來找葛任，說在《新世紀》上看到了他的詩，甚是喜愛，想跟他合作。

葛任以為他是來約稿的，就說詩是寫給自己看的，暫時還不想發表。

談了一會兒，黃濟世就起身告辭了，走的時候還有些怏怏不樂。

我們都以為他不會來了，可沒過幾日他竟然又來了。

這次他告訴葛任，《申埠報》想派個會寫詩作文的青年到俄國去，將布爾塞維克（註：現譯布爾什維克）革命后的社會狀況寫下來，在報紙上刊出。

黃濟世顯然摸清了葛任的底細，他對葛任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你不是喜愛俄國文學么？到了俄鄉，方能曉得俄國文學的美妙”

話說到了這步田地，葛任還是不願鬆口。

他說：“雞蛋好吃就行了，至於下蛋的母雞長甚麼模樣，大可忽略不計”

但黃濟世接下來的一句話，點中了葛任的穴位。

黃濟世拿出一疊鈔票，說：“先生不是想去法國找冰瑩么？沒有盤纏，又怎麼能走過那萬水千山。

《申埠報》的稿酬甚為可觀，等你賺夠了錢，你就可以去找冰瑩了”

葛任應允了。

有甚說甚，那個時候，我與葛任都不曉得這位黃濟世是宗布的朋友，而宗布就是《申埠報》的幕後負責人。

派葛任到俄羅斯，正是宗布的主意。

宗布是一個神秘的人，神龍見首不見尾。

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他為何給我們錢，葫蘆里究竟裝的甚麼葯？我一直想不明白。

多年以後，當我曉得了他和冰瑩的秘事，我不由得有點懷疑：宗布這樣做，莫非是為了杜絕葛任到法國去找冰瑩，才派黃濟世充當說客，將葛任打發到冰天雪地的蘇聯？當時，葛任問我想不想和他一起去，因為黃濟世給他說了，他可以帶一個助手，錢由報社解決。

還說，到那裏之後，我可以繼續上學。

我就去和我的未婚妻商量。

未婚妻先問我那裏能不能吃飽，我說能啊。

她就說：“天上掉餡餅了！

當然要去”

不過，說完這話她就哭了起來。

天高皇帝遠，她擔心我甩掉她。

我說：“你把我看成甚麼人了？我就那麼沒良心么？”

為表明自己有良心，出國前我和她結了婚。

唉，還是竇思忠說得對，革命者要講的是信仰，而不是良心，只有資產階級和日本人才把良心掛在嘴上，動不動就說誰的良心大大的壞了。

我的良心沒有大大的壞，所以我的老婆才會死得那麼早。

想當初，我若是昧着良心，一腳把她蹬開的話，她也不會成為短命鬼。

她是因為想我想死的。

唉，不說這個了。

那次去蘇聯，我和葛任先坐火車到奉天（註：今瀋陽市）。

火車駛近山海關時，遠遠的，我們看見了海岸。

那是我第一次看見海岸。

海岸是白的，因為它被雪覆蓋了。

一輪朝日正從海上升起，就像巨大的火球。

一艘郵輪在近岸駛過，留下一溜黑煙。

葛任用詩人的口氣對我說：“聞到了吧，海的氣息，鹽的氣息，自由的氣息”

他激動得不得了。

進入奉天站是在傍晚，月台上到處都是矮腳虎似的日本人，連個中國腳夫的影子都沒有，讓人疑心這滿洲早就割讓給了日本。

幸虧葛任會說日語，他找來了一個日本人，我們的行李才得以運出車站。

在奉天下車，葛任是想見見川田。

他是我在北京醫專上學時的老師，這會兒正要回國。

甚麼，你對川田甚感興趣？好，那我就多說兩句。

我們按圖索驥找到川田的住址時，他剛從外邊回來。

扶他的女人穿着男褲，褲的門襟還敞開着，而他自己呢，卻穿着女裙。

他醉了，腿在裙子裏邁不開步子，就像被水淹住了膝蓋。

一認出我們，他就對葛任說：“我很幸福，幸福得就像一頭毛驢”

甚麼？川田不認得毛驢？那我可能記錯了。

他可能是說，他幸福得就像一條牲口。

咦？將軍，川田怎麼不認得毛驢呢？日本沒有毛驢嗎？再說了，他在中國呆了那麼久，若連毛驢都不認得，就太不像話了吧。

好，我接著說，有甚說甚。

翌日，川田執意要把我們送到長春。

每當列車經過弧形轉彎，川田都要把頭伸向窗外，他說他喜歡聽噪音中的金屬聲。

奉天是矮腳虎的地盤，長春卻是大洋馬的天下。

到處都是俄羅斯人，連馬夫都是。

川田迷上了俄羅斯人手中的希臘式神像，以及馬夫戴的那種厚重的皮帽。

當雪花落到剛買來的皮帽子上時，他會遽然大笑起來。

在北京醫專時，他就常常喝醉，是個宿醉者，而他也似乎不願從宿醉中醒來。

他吵着要跟我們一起到莫斯科，葛任只好對他說，一旦我們在那邊安穩下來，就電告他，讓他到赤都（註：指莫斯科）與我們會師。

但他後來卻再也沒有了音訊。

小紅從美國貨那裏回來時，給我捎了一個饅頭，一碗青菜湯。

端起那碗湯，我故意說了一句：“這湯可真好，跟甜菜湯似的。

唉，要是再有一份蕎麥糊就好了”

這麼說著，我留意她的反應。

我果然看到她笑了一下。

她的笑進一步證實，她是曉得我的底細的。

“蕎麥糊”

和“甜菜湯”

是個典故。

剛到延安時，許多人瞧不起智識分子，我便拿我的俄國之行回擊他們，讓他們明白我在革命的心臟莫斯科呆過。

每當有人說甚麼飯太稀，我就告訴他們，我在俄國喝的蕎麥糊、甜菜湯，比這還稀。

天上有個月亮，碗裏也有個月亮。

我這麼一說，就把他們給嗆住了。

因為葛任是個名人，所以，我還經常拉大旗做虎皮，每次說起蕎麥糊和甜菜湯，我都要扯上葛任。

我用筷子攪着碗，對他們說：“葛任就是喝着蕎麥糊和甜菜湯，翻譯出《國家與革命》的。

你們呢，小米粥喝了，南瓜湯也喝了，也沒見干出甚麼業績”

他們氣得半死，可拿我一點辦法沒有。

有一日，一個女人來看病，她支支吾吾地不願多講。

可我還是聽清楚了，她是白帶過多。

她也是個智識分子，早年在法國留過學。

因為法國不是革命的心臟，所以她對我的俄國經歷又氣又恨。

她比我早一年到延安，常以老革命自居。

這次我故意對她說：“你要是呆在俄羅斯就好了，因為可以經常喝到蕎麥糊。

那東西降氣寬腸，除白濁，去白帶”

她紅着臉說：“中國也有蕎麥啊”

她說得對，但我懶得搭理她。

爾後，隨着我成為毛驢茨基，“蕎麥糊和甜菜湯”

就成了笑料。

在後溝的日子裏，看守們最喜歡拿這個來挖苦我。

有時我正喝着小米粥，他們就像敲狗食盆似的敲着我的碗，問道：“姓白的，你喝的甚麼呀？喝得那麼香”

我要說小米粥，他們反倒不高興。

倘若我說蕎麥糊，他們就會笑得前仰后翻，還相互拍着肩膀，“快看呀，毛驢茨基連小米粥都不曉得，真讓人笑掉大牙”

不，那時我已經不生氣了。

以前，葛任曾對我說過，別人的不幸，就是你的不幸。

可到了后溝，我就不信這個邪了。

我懂得了這樣一個真理：你的不幸，就是別人的幸福；一幫人過上了好日子，另一幫人就得倒大霉。

既然小紅曉得了這個典故，我就順便給她解釋了一番。

我說，在俄國時，我的肚子裏確實沒少裝蕎麥糊和甜菜湯。

不為別的，一來那東西便宜，二來那東西抵飢。

吃不飽，湯灌縫嘛。

這麼說著，我就想起了葛任夜間寫作的情形。

那時候，葛任常常通宵寫作，或者翻譯文章。

寫到半夜，餓了，他就啃一個黑麵包，喝一碗蕎麥糊。

他寫的不是詩，而是各種報道。

要不，就搞他的漢字拉丁化研究。

他也翻譯很多東西。

對，那時候葛任的俄語已經很地道了，他還起了個俄文名字憂鬱斯基。

除了翻譯托爾斯泰和普希金的小說，他也翻譯了托洛茨基和列寧的許多演講。

當然，我最喜歡看的是他寫的文章，主要是遊記。

之所以喜歡看，是因為他寫到的地方我也去過。

這麼說吧將軍，看他的文字，你就像在夜晚的清涼中，欣賞到了自然的溫存和恬靜。

斑鳩梳理羽毛的聲音，你都可以聽到。

他喜歡從小處看問題。

他曾說過，別人都是從大處從高處看問題，他呢，卻要從小處從低處看問題。

別人看到的是灶塘里的火，他卻喜歡看從灶塘里濺出來的火星。

他喜歡寫一些小事，寫一些風景。

譬如，樹葉在朝露中蘇醒過來，又在正午酷熱中昏迷過去，爾後呢，又在夕陽殘照中變得肅穆。

不，不，不，這都不是我說的，我沒這個本事，這都是葛任的話。

莫斯科有個牧首湖，如今改叫少先隊員湖了，它很像我們老家青埂山下的一個小湖，我們常到那裏去。

他有一篇文章就叫《牧首湖》。

他寫過湖上的波紋，說那波紋太溫柔了，好像不是波紋，而是聖母的髮絲。

因為我們在教堂里呆過，所以我們還喜歡進教堂，進了教堂就像回到了自己的童年。

它的結構很精巧，像是花邊織成的。

走進去，你的出氣聲都會變細。

就在《牧首湖》中，他還寫到了在教堂外邊飛馳而過的馬車。

從延安出來時，我坐在毛驢車上，還想起過葛任寫到過的情形。

那輛馬車上面坐着一位袒露雙肩的貴婦人。

她很闊氣，只是坐姿有點不雅，搔首弄姿還不夠練達。

我記得葛任說過，她很可能是某個布爾塞（什）維克官員的妻子，剛從格魯吉亞或烏克蘭的某個小鎮來到莫斯科，假以時日，她會像個真正的貴婦人。

當然這也難說，一來那位官員的某個情人可能很快取代她的位置，二來，那位官員很可能被拉出去斃掉，她自己會成為階下囚。

有甚說甚，自從竇思忠提到葛任可能被打成托派，我就不斷想起葛任當初與托洛茨基的交往。

我想，如果真的把他打成托派，他可能也無話可說，雖然他對老托也是看不慣的。

我記得，作為一名記者，他曾和托洛茨基有過私下交談。

其實，我比任何人都清楚，雖然他後來認為托洛茨基能夠顧全大局，是條漢子，可當初他對托洛茨基並無甚麼好印象。

他曾對我說過，托氏是個神經蛋，臉上的肉講話時亂動，不講話時也亂動，好像馬蜂在上面做了個窩。

托氏唇髭厚實，就像個鞋刷，當臉上的肉莫名其妙抖動的時候，那就更像鞋刷了。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寫下了他聽列寧演講的情形。

那是在克萊摩宮（註：現譯克里姆林宮）的安德烈大廳。

列寧牛氣得很，用德、法、俄幾種語言演講。

他寫到，電氣燈開着，把列寧的身影投射在牆上，投射在“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幾個大字中間，比延安的寶塔山還要高大（註：葛任那時還沒有去過延安，所以這應是白聖韜的比喻）。

他後來之所以被看成馬列研究方面的專家，就跟他與列寧的接觸有關。

陝北有句俗話，叫“沒吃過豬肉，還能沒見過豬跑。

可在邊區，除了王明等少數人，大都沒去過蘇聯，更沒有見過列寧。

這麼一來，葛任就顯得鶴立雞群了，因為他不光見過豬跑，還吃過豬肉。

不，我怎麼會那麼傻。

在火車上，除了說蕎麥糊和甜菜湯，我並沒有提到葛任，更沒有提到列寧和托洛茨基。

言多必失，我可不想再次因言獲罪。

小紅在一邊鼓勵我，要我暢所欲言。

我想，這小娘兒們是不是要引蛇出洞呢。

我想，講可以講，問題是甚麼該講，甚麼不該講，要心裏有數。

戲子無情，婊子無義，哪一天她要是把我屙出來，我可又要遭殃了。

想到這裏，我不光心中惶恐，還有點憂鬱。

葛任的那個俄文名字起得太好了，我如今也很憂鬱，也成了憂鬱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