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掩蓋事實真相

高耀潔教授的遭遇絕不是特例。與她攜手並肩戰鬥在“防艾”第一線的還有一位鬥士——武漢大學中南醫院傳染科的桂希恩。桂希恩教授也是年逾花甲的人，但他不惜年老體衰，利用節假日休息時間前後１１次赴河南愛滋病疫區調查，自費為數百名患者作了血檢，並在廣大患者中間宣傳有關防治愛滋病的科學知識。不僅如此，桂教授還自費購買了一批藥物，到愛滋病疫情最嚴重的文樓等地，為當地的ＡＩＤＳ患者送去了關愛與溫暖。就是這樣一位被人民譽為“愛滋病村裏的白求恩”的好醫生、好教授，他在一些地方的行動甚至人生自由受到了威脅和限制。２００１年６月，當桂希恩教授攜帶價值一萬多元錢的藥品去河南上蔡縣文樓村，給那裏的愛滋病人提供治療時，有人跳出來明裡暗裏警告桂教授“不要破壞當地的形象”，甚至惡狠狠地揚言：“再胡說八道，就給你點顏色看看！”桂教授聞到了血腥味，他也知道一些人會下毒手的。雖然他光明磊落，心底無私，但文樓的百姓還是如同當年掩護八路軍武工隊一樣把桂希恩教授藏了起來。為了儘快脫離虎口，免遭不幸，當地百姓把桂教授帶來的藥品分散藏在自己家中，夜深人靜的夜半時分，又用摩托把桂教授送到西平火車站，一直護送他上了南下的火車。臨別時，桂希恩說：“我肯定還會再來，那批藥品也應該儘快派上用場，那些病人急需幫助啊！”紅道白道都已出籠，文的武的也已亮相，他們的目的究竟是什麼？難道僅僅是為了掩蓋事情的真相嗎？河南一些地方爆發大規模的愛滋病疫情觸目驚心的現實，靠紅道白道文的武的極力掩蓋，又怎麼掩蓋得了？！即使是那些ＡＩＤＳ患者，死後其病因都被說成或被寫成“怪病”、“不治之症”，但是河南一些地區賣血風潮幾十年來長盛不衰的事實卻是盡人皆知的，是無論如何也掩蓋不了的，之中潛伏的罪惡今天不爆發，明天也一定會爆發。一句流行的說法是，早暴露比遲暴露好。對於愛滋病這樣的惡魔來說，早防治比遲防治好！翻開河南一些地區的賣血史，我們會看到飢餓、貧窮驅趕着成千上萬的人踐踏出來的一條血路……自文革後期開始，河南駐馬店、周口地區以及相鄰的安徽阜陽一帶，就滋生了以賣血為生的“行業”。當時賣血人不太多，還沒有形成一股潮流，但對以後形成賣血風潮卻起到了舉足輕重的影響。因為當時靠掙工分吃飯的農民，在人民公社的旗幟之下，要想掙一分兩分錢，卻是資本主義行為，總會被一刀剁掉。只有血液是自己的，出賣幾百毫升幾千毫升屬於自己的血液好像與資本主義無關，似乎還為社會做了一點“救死扶傷”的貢獻。於是，沒有人過問，也沒有人攔阻，更沒有想到怎麼管理，以至於幾年之後釀成洶湧的血潮，十幾年後釀成驚天血案！嘗到了甜頭，賣血的人開始多了起來，這支賣血大軍也就應運而生。到了８０年代初期，賣血的農民漸漸增多，尤其是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這支鮮紅的賣血大軍像潮水一樣漫卷中原大地。當時豫東、豫南血站密佈，湧現出一批賣血專業戶、專業村，並且由一個小的自然村擴大到大的行政村，由一個行政村擴大到一個鄉，再由一個鄉擴大到全縣以及相鄰幾個縣。賣血似乎成了振興當地經濟的一種新興“產業”。報載，據當地一位有一定身份的知情人士說，在血潮翻滾的年代裏，以上蔡縣城為中心，從西邊無量寺、大路寺，到縣南的盧崗、邵店，延伸至縣東南的五龍、楊屯以及汝南的金鋪、留盆，這周圍十來個鄉鎮形成了一個方圓幾十公里的賣血重災區，現在這些地區也正好是愛滋病高發區。《南方周末》報記者李玉霄曾採訪過這一地區的賣血者，採訪中有人告訴他說，之所以會有這麼多人賣血，是因為在當時的情景之下，任何身處其中的人都難免要跟着走。在一些獻血村，甚至到了不賣血的小夥子討不上老婆，不賣血的姑娘嫁不出去的地步！究其原因，還是一個“窮”字在作祟。周口和駐馬店所轄的沈丘、鹿邑、新蔡、平輿、汝南等１８個縣，雖然地多但地力薄，這些地方又都是淮河流域的洪水走廊，不少縣至今仍然是國家級貧困縣。採訪中，上蔡縣的一位幹部對記者說：“每一個賣血的農民都有一段悲慘的故事。”在靠賣血為生的農民兄弟生命消亡的背後，大抵都能看到血頭、血霸們的發家史。李玉霄採訪了一個名叫陳軍的賣血者，他１７歲開始賣血，１９歲結婚。陳軍從１９８１年開始賣血一直賣到１９９７年，從“全采”到“單采”，１７年來跟隨賣血大軍南征北戰走遍了全國各地！哪兒貴去哪兒賣，１７年裏他和他媳婦一起賣了多少血，誰也記不清了。總之靠賣血掙來的５萬多塊錢，給老母親治病花了一些，蓋了四間房子花了一些，家倒是像個家了，但自己卻因賣血染上了愛滋病，血汗錢中不僅僅是血汗，而且是一條條命啊！陳軍生命的逐漸消亡就是與一些血霸血頭的發家緊密相連的，所以陳軍至今都對那些吸人血吃人血的血頭血霸恨之入骨。一談及血頭血霸，他總是恨得咬牙切齒：“我恨不得宰了他！”陳軍說，當年在文樓村最大的血頭應是上蔡縣的醫生尼某某了。１９９５年，國家已經禁止地下血站采血，尼某某還是帶著兒子、兒媳、女兒、女婿，開着一輛車，全家出動，在文樓村租了４間房子，不體檢，不化驗，來人伸胳臂就采，一連採了整整１０天！陳軍回憶當時的情景時說，記得當時床不夠用了，灶台上，柴火垛邊都躺着等待采血和正在采血的人。被采者這隻胳膊抽兩袋血，換隻胳膊再抽兩袋。尼某某除了在文樓村設采血點之外，還在黃鋪、城北肖庄等地非法采血。尼某某之外，還有齊某某、董某某等人都是遠近聞名的血頭、血霸。齊某某的窩點在一個名叫十里鋪的村莊。有一段時間，上蔡縣衛生局的大樓都騰出來，讓齊某某非法采血。衛生領導機關與非法采血者沆瀣一氣，成了上蔡一道荒唐而又可笑的風景！陳軍說，董某某的窩點在董寨。據說董寨賣血的人也非常多，血頭血霸多達１０個左右，但其中董氏兄弟有錢有勢，形成一霸，有建制，成規模，誰也惹不起，附近幾個鄉鎮都有他的采血點。據一些賣血者說，血頭的出現大概是在８０年代末期，也正是這一時期，非法采血由“全采”變為“單采”。所謂“單采”，就是提取血清后，再將濾下來的紅血球輸回被采血者的人體內。由於這一變化，加之血頭血霸不講程序、不講衛生的肆意妄為，導致了１０年後愛滋病疫情爆發的這場大災大難。賣血風潮的形成，雖然有窮的因素，有血頭血霸惟利是圖的因素，但作為衛生防疫主管部門，作為當地行政部門，難道一點責任都沒有嗎？沒有責任就不會遮遮掩掩；沒有責任就不會真真假假；沒有責任就不會“此地無銀三百兩，隔壁阿二不曾偷”！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３日，中國政府公佈了中國存在着經血液傳播愛滋病的事實，河南的文樓村作為這種途徑傳播愛滋病的類型代表，無可避免地成為國內外媒體關注的焦點。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７日，《參考消息》轉載了外電的報道，國外媒體在報道中公開指責，對於河南省愛滋病的發生與流行，河南衛生部門“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