娛樂業時代(1)

我認識的一個非常刻苦的研究生在大考前一天晚上回到他的小寓所，結果發現他唯一的一盞枱燈已經壞得無法再修了。一陣驚慌之後，他逐漸恢復了冷靜。為了第二天得到一個令人滿意的成績，他打開電視機，關掉聲音，背對着屏幕，藉著電視機發出的光開始閱讀要考的章節。這是電視機的一個用途——照亮書本的光源。但是電視屏幕不僅僅是光源，它光滑平坦的表面還可以用來展示文字。我們都住過賓館，房間裏的電視機有一個特別頻道，不停地滾動出現有關當天主要新聞的字幕。這是電視機的另一個用途——電子佈告牌。很多電視機又大又結實，足以承受一個小圖書室的重量。美國無線電公司生產的老式落地電視機上可以放30本書，我認識的一個女士把她所有狄更斯、福樓拜和屠格涅夫的書都放在21英寸的威斯汀豪斯牌電視機上。這是電視機的第三個用途——書架。舉這些例子，我是想嘲笑那些妄想利用電視機來提高文化修養的人。這樣的願望正是馬歇爾·麥克盧漢所說的“後視鏡”思維：認為一種新媒介只是舊媒介的延伸和擴展，如汽車只是速度更快的馬，電燈是功率更大的蠟燭。在我們討論的這個問題中，這種人犯的錯誤就是完全誤解了電視如何重新定義公眾話語的意義。電視無法延伸或擴展文字文化，相反，電視只能攻擊文字文化。如果說電視是某種東西的延續，那麼這種東西只能是19世紀中葉源於電報和攝影術的傳統，而不是15世紀的印刷術。什麼是電視？它允許怎樣的對話存在？它鼓勵怎樣的智力傾向？它會產生怎樣的文化？這些都是本書後面要討論的問題。為了能對這些問題有一個清楚的認識，我這裏先要區分一下技術和媒介的概念。我們也許會說，技術和媒介的關係就像大腦和思想一樣。大腦和技術都是物質裝置，思想和媒介都是使物質裝置派上用場的東西。一旦技術使用了某種特殊的象徵符號，在某種特殊的社會環境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或融入到了經濟和政治領域中，它就會變成媒介。換句話說，一種技術只是一台機器，媒介是這台機器創造的社會和文化環境。當然，和大腦一樣，每種技術也有自己內在的偏向。在它的物質外殼下，它常常表現出要派何種用場的傾向。只有那些對技術的歷史一無所知的人，才會相信技術是完全中立的。這裏有一個嘲笑這種幼稚想法的笑話：愛迪生本來可能把發明電燈的消息早一些公佈於眾，只可惜他每次打開燈后，只會把燈放在嘴邊然後說：“喂？喂？”這當然只是一個笑話。每種技術都有自己的議程，都是等待被揭示的一種隱喻。例如，印刷術就有明確的傾向，即要被用作語言媒介。我們可以想像把印刷術專用於照片的複製，我們再想像一下，16世紀的天主教可能不會反對這種用途，如果這一切都是真的，新教改革可能就不會發生了。因為用路德【馬丁·路德(MartinLuther,1483—1546)，16世紀歐洲宗教改革運動的發起者，基督教新教路德宗的創始人。——譯註】的話來說，如果每個家庭的餐桌上都有上帝的文字，基督徒就不需要教皇來為他們釋義了。但事實上，印刷術從來沒有被專用於、或大量用於複製圖像。從15世紀誕生之初起，印刷術就被看作是展示和廣泛傳播書面文字的理想工具，之後它的用途就沒有偏離過這個方向。我們可以說，印刷術就是為了這個目的而發明的。電視技術也有自己的傾向。我們可以把電視當作燈、當作文字的顯示屏、當作書架，甚至當作收音機，但至少在美國，電視機沒有也不會派這些用場。所以，要回答“什麼是電視”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明白，當我們談論電視的時候，我們不是指一種技術，而是指一種媒介。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雖然製造電視的技術和美國是一樣的，但在那些地方，電視是一種完全不同的媒介。在我所指的那些地方，大多數人還沒有電視機，擁有電視機的人也只有一台，他們只有一個電視台，他們沒有全天24小時播放的電視節目，大多數節目都以推進政府的意識形態和政策為首要目的。在那些地方，人們不知電視廣告為何物，電視上的主要畫面就是一些“說話的人頭”，電視的用途和收音機相差無幾。由於上述這種種原因，那些地方的電視不可能擁有像在美國一樣的意義或威力，也就是說，由於使用方法不同，某種技術可能無法充分發揮其潛能或者只能產生最低限度的社會效應。但是，美國的情況就大大不同了。在民主制度和相對自由的市場經濟中，電視找到了作為一種技術可以充分發揮潛能的肥沃土地。其中一個結果就是，美國的電視節目在全世界供不應求。美國電視節目的出口量大約為10萬到20萬小時，平均分佈在拉丁美洲、亞洲和歐洲。【1984年7月20日，《紐約時報》報道了中國國家廣播電視部門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簽訂合約，在中國播放64小時的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節目。他們很快還要和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及美國廣播公司簽訂合約。】在過去若干年中，像《寶藏》、《碟中諜》、《星際旅行》、《達拉斯》和《豪門恩怨》這樣的節目在英國、日本、以色列和挪威受到歡迎的程度，絕不亞於在內布拉斯加州的奧馬哈。我聽說（但沒有得到證實）幾年前，拉普人【拉普人(Lapps)，即薩阿米人(Saamis)，從事放牧、養馴鹿，部分從事漁獵。——譯註】為了看《達拉斯》中到底是誰殺了，竟然推遲了他們每年一次的大遷移。而與此同時，美國的道德和政治威信在全世界範圍內大大下降了。美國的電視節目之所以供不應求，並不是因為人們熱愛美國，而是因為人們熱愛美國的電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