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媒介即隱喻（2）

魯斯·威斯西馬博士是一個心理學家，她主持了一檔很受人歡迎的廣播節目及一個夜總會節目，在這些節目中，她向聽眾們介紹有關**的林林總總，所用的語言在過去只能是卧室和某些陰暗的街角里專用的。她和格雷厄姆教士一樣是一個有趣的人，她曾經說過：“我的初衷並不是為了逗樂，但是，如果我所做的確實能讓人開心，我不妨繼續下去。有人說我取悅於人，我說這很好。如果一個教授上課時表現幽默，人們就會帶着記憶下課。”1她沒有說人們帶着怎樣的記憶，也沒有說這些記憶有何裨益，但她說明了一點：能夠取悅於人，真好。確實，在美國，上帝偏待的是那些擁有能夠娛樂他人的才能和技巧的人，不管他是傳教士、運動員、企業家、政治家、教師還是新聞記者。在美國，最讓人乏味的是那些專業的演員。

對文化表示關注和憂慮的人，如正在閱讀此類書的人，會發現上面的這些例子並不罕見，已是司空見慣了。批評界不乏有識之士，他們注意並記錄了美國公眾話語的解體及其向娛樂藝術的轉變。但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我相信，還沒有開始探究這種變化的根源和意義。那些已經對此作過研究的人告訴我們，這一切都是走向窮途末路的資本主義的余渣，或者，正相反，都是資本主義成熟后的無味的果實；這一切也是弗洛伊德時代神經官能征的後遺症，是人類任憑上帝毀滅而遭到的報應，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貪婪和**的產物。

我仔細研讀過這些闡述，從中不是沒有學到東西。馬克思主義、弗洛伊德理論，甚至神學家們，都是不能等閑視之的。在任何情況下，如果我的見解能夠基本接近事實，我都會感到驚訝。正如赫胥黎所說的，我們沒有人擁有認識全部真理的才智，即使我們相信自己有這樣的才智，也沒有時間去傳播真理，或者無法找到輕信的聽眾來接受。但是在這裏，你會發現一個比前人的理解更為透徹的觀點。雖然這個觀點並不深奧，但它的價值體現在其視角的直接性，這樣的視角正是２３００年前柏拉圖提出的。根據這個觀點，我們應該把焦點放在人類會話的形式上，並且假定我們會話的形式對於要表達的思想有着重大的影響，容易表達出來的思想自然會成為文化的組成部分。

我形象地使用“會話”這個詞，並不僅僅指語言，同時也指一切使某個文化中的人民得以交流信息的技巧和技術。在這樣的意義上，整個文化就是一次會話，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以不同象徵方式展開的多次會話的組合。這裏我們要注意的是，公眾話語的方式是怎樣規範乃至決定話語內容的。

我們可以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如原始的煙霧信號。雖然我不能確切地知道在這些印第安人的煙霧信號中傳達着怎樣的信息，但我可以肯定，其中不包含任何哲學論點。陣陣煙霧還不能複雜到可以表達人們對於生存意義的看法，即使可以，他們中的哲學家可能沒有等到形成任何新的理論就已經用盡了木頭和氈子。你根本不可能用煙霧來表現哲學，它的形式已經排除了它的內容。

再舉一個我們更熟悉的例子：塔夫脫，我們的第２７任總統，體重３００磅，滿臉贅肉。我們難以想像，任何一個有着這種外形的人在今天會被推上總統候選人的位置。如果是在廣播上向公眾發表演講，演講者的體型同他的思想是毫不相干的，但是在電視時代，情況就大不相同了。３００磅的笨拙形象，即使能言善辯，也難免淹沒演講中精妙的邏輯和思想。在電視上，話語是通過視覺形象進行的，也就是說，電視上會話的表現形式是形象而不是語言。政壇上形象經理的出現以及與此相伴的講稿作家的沒落證明了這樣一點，就是：電視需要的內容和其他媒體截然不同。電視無法表現政治哲學，電視的形式註定了它同政治哲學是水火不相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