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留法學人20年回顧：出版人的話

綜觀中華民族的歷史，據考證，在公元前16世紀至公元前11世紀的第二個朝代-商朝(公元前21世紀至公元前16世紀的夏朝被記為第一個朝代)，人們發現的甲骨文被認為是中國最早出現的文字。也就在商朝，有“殷人東渡”的傳說，就是一部分商朝人乘帆船渡過太平洋移居到美洲去(一般認為帆船誕生於公元前三千年左右)。

西漢(公元前2068年)的張騫在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二次出使西域，開通了中外歷史上流芳千古的“絲綢之路”。

唐朝(公元618-907年)的玄奘從公元627年開始，用了四年多的時間，跨越2萬多公里到印度取經。

唐朝的鑒真在公元753年乘坐日本第十次遣唐使的船隻，第六次東渡日本終獲成功。他不但向日本傳授中國的佛教，還帶去了中國的建築、繪畫、雕塑和醫學等。

明朝(公元1368-1644年)的鄭和在1405年至1433年，前後七次下西洋，歷時近30年，為促進中國同“西洋”各國的經濟和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他遠航的創舉比歐洲航海家早了半個多世紀。

關於中國人赴外國留學一事，人們認為容閎(1828-1912)於1850年赴美國耶魯大學學習是中國留外學者第一人。其實，在中華民族與國外各種政治、經濟、文化交往的悠久歷史中，就有“留學”的因素。“留學”從來就具有“雙向性”，即求知者在向別人學習的過程中同時給對方帶去和傳送各種中國的文明。據說，“留學生”一詞最早出現在中國的盛唐時期。當時的日本政府為學習中國的先進文化，多次派遣唐使來中國。遣唐使團屬外交使節，在中國停留的時間不能過長，因而難能深入、全面地吸取中國的淵博文化。所以，後來日本政府在派遣唐使團時，將使節人員分成二種：“留學生”和“還學生”。所謂“留學生”就是當遣唐使團回國后仍可留在中國學習的學生，“還學生”則在遣唐使團回國時一起返回。後來“留學生”這個詞就一直沿用下來，凡是留居國外學習或研究的學生，都稱作“留學生”。

據中國派遣留學生的歷史記載，最早派遣到法國所謂官派的是1872年：中國第一批赴法幼童，至今已有130年的歷史。在1789年就爆發過資產階級革命和在1871年3月28日就曾經建立過“巴黎公社”的法蘭西，中國革命的先驅李石曾、蔡元培、吳稚輝、周恩來、趙世炎、劉清揚、陳延年、鄧小平、李維漢、李大釗、李富春、蔡和森、陳毅、李立三、聶榮臻、蔡暢、王若飛、向警予、李慰農、錢三強、嚴濟慈、張競生等隨同眾多的中國學生從1917年陸續地來法國留學。所以，法國在中國派遣留學人員的歷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但這一歷史尚未有過系統、全面的採集、記載和出版，這無不是一件歷史的缺陷。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至1964年中法建交這一時期，和緊隨着歷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國派往法國的留學生屈指可數。在1976年“文革”結束后，特別是在1978年改革開放的春風吹拂中國大地之時，成為中國科技興國一項重要內容的派遣留學生工作得到空前的發展。特別是中國在近百年來出現的向現代化邁進的重大歷史進程中，中國留學海外這一歷史性潮流和它對中國現代化建設所起的推進作用將永留史冊。收集、記載和出版這一特殊時期，即真實、準確、公證、客觀地記錄二十世紀八十和九十年代留法學子的歷史，無疑具有深遠的意義和歷史價值。

就在2002年初，我和中國駐法使館教育處一等秘書並長期在中科院從事留學生管理工作的顏永平老師一提起本書的編篡時，兩人一拍就合。因為我們既是這一歷史時期的見證人，又是參與者。為中華民族的振興，無論在國內或在國外，我們都在各自的崗位上全力拚搏、默默奉獻，一個在血管中流着中華民族血液的，黑頭髮，黃皮膚的炎黃子孫，無論在世界的何方，我們心中裝的總是黃河、泰山，凡是遠離祖國的兒子，思念母親的心就越切，凡是在異國他鄉的遊子，心中那團為維護中華民族自尊、自強的火就更烈。那生我、養我的的故鄉是巨大、錯節、深扎的中國根，就是它是緊緊牽絆、扶持、支撐着我們走遍天涯海角；就是它驅走我們在異國他鄉的孤獨、寂寞、心痛；就是它在我們人生的道路上源源不斷地給我們力量、勇氣、智慧；中國根就是我們成功的根基，也就是它把我們延續的後代永遠、牢固地地附系在它的身上……。本書所記錄的就是中華兒女為重振中華民族歷史雄風，在人生歷程的酸甜苦辣中真實的記錄。但是，非常遺憾的是，由於篇幅和編寫本書的人員有限，1998年前留法的七千多留法學人在法蘭西這塊土地上所經歷的無數故事，實際上每人都可以寫成一本厚厚的書，但是他們都在各自的崗位上肩負着重要的項目和任務而無暇顧及。所以，我們的意願是拋磚引玉，或者是率先在這個歷史題材上作一個“引子”。願今後在廣大留法學子、在法國工作的外交家、官方和非官方的駐法工作人員共同努力下，繼續完善、充實、全面、客觀地把留法學人的歷史載入中華民族的留學史冊之中。

出版人張劍於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