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在娛樂圈

我出生的時候，我的家族在當地娛樂圈頗有聲望，我的爺爺人稱徐老闆，我父親已經成長為二線偏一線的藝人，姑姑是當家花旦，姑父是最有人氣的笑星。我是徐老闆的長孫，面如滿月，目光深邃，我一歲的時候照了一張相當經典的照片，基本奠定了我將成為巨星的事實。徐老闆對我愛不釋手，天天捧着照片一邊看一邊樂（因為當時我們不住在一起），樂着樂着就過世了。令人欣慰的是，徐老闆在最後的日子過得無比快樂。我記事的時候，正是娛樂界最鼎盛的時期，剛剛粉碎四人幫，偉大的文藝復興時代來臨，沒有電視，沒有盜版，大家排隊進劇院看LivingShow，盛況基本和看F4演唱會類似，在節假日，一天要演兩三場，場場爆滿，買票很困難，有時候要託人走後門。當地的地方戲曲叫贛劇，是一種非常古老的劇種，風格古樸平實，乾隆年間徽班進京就有贛劇，京劇吸收了其中的易陽腔。我的最愛是神話劇和武打戲，比如《濟公傳》、《八仙飄海》、孫悟空系列劇，其中《三打白骨精》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在劇中，我的爸爸是孫悟空，姑姑是白骨精，姑父是豬八戒，一家人在台上打得不可開交，令我幼小純潔的心靈很長時間都蒙上陰影，我第一次開始思考善惡是非和殘酷人生。我的童年一直生活在這座大劇院裏，和當地娛樂圈的名流終日廝混，享受着看戲不要票的優越感。因為離得太近，知道明星也會打嗝放屁，齷齪猥瑣的事兒一件都不少干，所以在未來的日子，當我的同齡人紛紛成為超級Fans的時候，我能夠特立獨行、橫眉冷對。其實那時候的Fans和現在的差不多狂熱，只是不如現在的那麼花樣繁多，我記得有一個超級女Fans，每場戲都不落，所有的演員都認識，後來一門心思要加入娛樂圈，三天兩頭到劇團來，要求成為簽約藝人，如此堅持了好幾年，直到劇團解散，用現在的話說就是，跟丫挺的死磕了。大人們說，那姑娘有點精神不正常。而一幫沒心沒肺的小夥子老拿她找樂，茶餘飯後，就派其中一個假扮團長，在院子裏現場考試，大家圍着看熱鬧。當時新型娛樂業——類似流行音樂、電視、電影、電子遊戲等——正在萌芽的狀態，完全掀不起風浪，更有甚者，還被主流娛樂業惡意歪曲，比如很長時間我都認為《天涯歌女》是靡靡之音、流氓歌曲，和鄧麗君一樣，所有和我差不多大的流氓都會唱這首歌，後來長大一些才知道，其實這首歌反映的是無產階級勞動人民純潔美好的愛情。第一次聽鄧麗君彷彿多年後偷看毛片的情景，借來的板磚錄音機，一盤不知道翻錄了多少次的磁帶，窗帘要拉嚴實，門口佈置一個放哨的。聽完以後，每個人臉色潮紅、心神蕩漾。那時候我還小，屁事不懂，一句話就道破了真相：不好聽，和《軍港之夜》差不多。我們是一個大家族，號稱娛樂世家（我的一個表哥和表姐後來相繼加入娛樂圈），過年的時候我們自己辦春節聯歡晚會，每個人都要齣節目，有了三用機（早期的組合音響，具備收音、錄、放三種功能）以後，還要把現場錄下來，在家族裏內部發行。我最早的舞台就在這裏，據說當時我已經有了很強烈的文藝青年傾向，唱歌幾乎不走調，而且會設計現場的小噱頭，比如，“下面我為大家演唱一首歌，歌的名字叫《雙截棍》，隔壁的包子鋪煙霧瀰漫……”我爸大喝一聲：“stop！來人，給我叉出去，餓他兩頓飯，看他還胡說八道。”下次，我就學乖了，“下面我為大家表演一段詩朗誦，名字叫《亞非拉的兄弟，用雙截棍武裝起來》。”我家當時唯一的家電是一個半導體話匣子，蝴蝶牌的，我最早的文學啟蒙教育就從長篇評書連播開始，劉蘭芳、袁闊成、單田芳、田連元是我心目中的“四大天王”，他們的《岳飛傳》、《楊家將》、《隋唐演義》、《三俠五義》、《明英烈》、《三國演義》成為時代的經典。相比之下，《小喇叭》、《星星火炬》我就不太喜歡，因為很裝丫的。後來添了一個電唱機，有五斗櫃那麼大，是專門請木匠做的，我爸經常托文化站的一個朋友買內部的塑膠唱片，所以從那會兒開始我已經是站在時代前端的時尚少年，涉略廣泛，國內外歌曲、古典流行、越劇黃梅戲、相聲曲藝全不在話下。我爸每次對我感到萬分失望的時候就說：“這孩子以後實在沒出息的話就做個樂評人吧。”我第一次看電視是公審四人幫，團長家新買的九寸的黑白電視機，烏秧秧圍了一院子人，看裏面幾個小人說著大家不太懂的話，沒完沒了光念白，沒唱腔，大家都特別失望，說團長是個燒包，白花錢買了個沒用的擺設。誰都沒想到，就是這個沒用的大匣子導致了傳統娛樂界的大崩盤，八十年代初期，劇團的生意急轉直下，苟延殘喘了一陣，終於解散。我爸改行成為法律工作者，姑姑提前退休，經常加入私人組織的劇團去偏遠農村演出。一個時代結束了。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