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諾貝爾獎得主（下）

理查德·埃貝凌在當時的《理性》雜誌的社評中說，此前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共同點是，他們都普遍地信奉凱恩斯主義的分析框架，他們都相信，國家干預對於經濟事務來說是至關重要的，他們都使用數學和靜態模型。因而，1974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瑞典人繆爾達爾，就一點都不令人奇怪。真正讓人驚訝的是，與繆爾達爾分享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經濟學家，竟然是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於是，哈耶克教授就成為迄今為止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第一位名副其實的自由市場經濟學家。”[8]

跟其他獎項不一樣，諾貝爾經濟學獎到1969年才第一次頒獎，而諾貝爾和平、文學、醫學、化學等諸獎都是從1901年就開始頒獎了。繆爾達爾和哈耶克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第八位和第九位得主。自1976年米爾頓·弗里德曼獲獎之後，不少傾心市場的經濟學家，其中大部分來自芝加哥大學，都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由於索爾任尼琴獲得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並來參加12月舉行的1974年諾貝爾獎頒獎典禮，因而這屆頒獎典禮非常引人注目。索爾任尼琴是197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但當年由於害怕蘇聯不讓他再回國，所以沒有來領獎。而1974年他之所以能參加典禮，理由很簡單：他已經被蘇聯流放了。哈耶克在《自由憲章》和1956年版的《通往奴役之路》前言中都曾說過，“具有強烈感染力的文學樣式”對於創造一種“冷靜”對待社會主義的“精神狀態”具有重要作用。後來他談到過索爾任尼琴，他說，索爾任尼琴是個“非常複雜的人物。由於我跟他同時去參加諾貝爾獎頒獎典禮，所以我結識了他。最近，我的《通往奴役之路》出了俄文譯本，於是，我送了一本給他。他顯然是第一次看到這本書，他給我寫了封信，說他幾乎無法相信，一個沒有在俄羅斯生活過的人，卻能跟我一樣清楚地看清社會主義的後果。”[10]

就在獲得諾貝爾獎之前，哈耶克的健康狀況得到了大大改善。有人曾說，他獲獎與身體好轉之間有某種關聯，哈耶克則憤怒地拒絕承認這兩者間有任何關係。他“不像有的朋友那樣不懷好意地散佈消息，說是諾貝爾獎治好了我的病。實際上，早在1974年夏天，我還沒有得到一點音信的時候，就已經又開始發表著述了。”[11]

度過了70年代初期的健康危機后，他的心緒也大為改善。1984年哈耶克曾說，他比以前“要樂觀一些”了。他的態度之所以變得比較積極向上，除了因為健康狀況有所改善外，也因為換了藥物。同時也是因為公眾對他的看法發生了變化，他又有了發言的機會，時代風氣對他有利了。獲得諾貝爾獎與他此後社會活動增多之間，可能確實並沒有可以看得見的關係，但諾貝爾獎帶給他的新聲望給他帶來了樂趣，也讓他得到了很多愉快的機會。當時在人文研究所(InstituteofHumaneStudies)工作的沃爾特·格林德回憶說，獲獎前後的哈耶克“幾乎判若兩人”[13]。

70年代，時勢也發生了巨變。從60年代後期到70年代初，有些人覺得，在西方國家，不僅僅會出現年輕人領導的文化革命，還會出現一場政治革命，歐洲的大多數國家和第三世界將會走上蘇聯的道路，或者會“芬蘭化”(Finlandized，指非**國家卻採取蘇聯的政策——譯者注)。但到了70年代中期，儘管美國從越南撤退，出現那種局面的可能性卻越來越小，甚至根本就不可能了。

經濟上出現的高通脹、高失業率，也使哈耶克、弗里德曼這樣的經濟學比以前更為吃香了。在下面一段話中，哈耶克就公眾承認在一個人的生活和工作中所具有的作用談過自己的看法，有人曾問哈耶克：

問：自己的成就獲得外界的承認，對於一個人享受生活的樂趣，真的那麼重要嗎？

答：是的，儘管我覺得，我自己選擇研究的課題時從來不是為了獲得公眾的認可。但如果我們得到公眾承認，那總是一件好事。而我現在非常難過，我曾投入畢生精力研究、且自己認為很重要的東西，迄今卻沒有獲得認可。如果一項成果得不到應有的回報，我也會覺得不舒服；不過，這並不會妨礙我做自己覺得重要的事情，只要我確信有些東西的重要性到最後會被大家認識到。

哈耶克獲得諾貝爾獎的最重要的結果就是讓他聲名顯赫。假如他沒有獲得這個著名的大獎，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後來會不會成為他的信徒，就大成疑問，而戴卓爾夫人認可他，反過來又讓他成了大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