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自由憲章》（下）

哈耶克對《自由憲章》所抱的期望高於其所有著作。1978年他曾跟詹姆斯·布坎南有過下面一番對話：

問：我聽你說過，你對《通往奴役之路》引起那麼強烈的反響非常驚訝。同時我也聽人說，你對《自由憲章》沒有引起反響表示非常失望——你的期望最後有點落空了。有這回事嗎？

答：有，有這回事。[31]

哈耶克曾希望，《自由憲章》能跟《通往奴役之路》一樣能夠廣泛地流行。這本書於1960年2月9日正式出版上市，不過書評和新書樣本早在1959年就已經陸續寄出了。除了報刊雜誌之外，哈耶克本人或他人也向全世界、當然主要是美國的學者、企業領袖、政府官員寄出了不少本樣書。儘管這些推銷宣傳費用大部分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承擔，不過哈耶克本人也掏了一點腰包。

他希望得到廣泛讀者。他給《時代》周刊寫了信，希望該雜誌發表書評，他說，表面上看起來，《自由憲章》是一本學術性著作，實際上是寫給普通讀者的。不過該雜誌後來並沒有發表書評。他寄給很多報刊的信都與此類似，並附上一本樣書。在這些信中他說，這本書主要是寫給商人和公共事務與公共輿論領袖們的。他親自向前總統胡佛、副總統尼克遜、《時代》雜誌出版人亨利·盧斯、向沃爾特·李普曼、向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成員等人寄上樣書。看起來，尼克送至少翻過這本書，並且基本上認同他的看法。

哈耶克把一本《自由憲章》寄給《讀者文摘》，希望它能發表一個縮寫本，跟當年《通往奴役之路》一樣。在一封致《讀者文摘》編輯德懷特·華萊士的信中，他形容這本書是對自由社會原則的正面論述，《通往奴役之路》發表以來，他一直致力於研究這一問題。但《讀者文摘》的答覆讓哈耶克大為失望，它說它不大可能縮寫這本書。

他還寄了一些樣書和信，是想得到可以供以後宣傳使用的評語。比如，羅斯科·龐德回信給哈耶克說，“如果你覺得有必要引用我的話，我會毫不猶豫地說，這本著作是及時的、紮實的，文字也很優美。”[33]哈耶克進行出版前的這些活動時特意告訴大家，正式出版日期是2月9日，他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知曉這個日期。

結果令哈耶克失望。不管是《時代》還是《生活》，都沒有發表書評，只有西德尼·胡克在《紐約時報》一篇內頁書評中作出了負面的評價，而16年前，該報是在首頁、以通欄標題來評論《通往奴役之路》的。胡克說，“哈耶克先生的警告是值得聽取的。他是一劑思想上的補藥。但在我們這個艱難時刻，他的經濟哲學指明的一條通往災難的道路。”[34]

哈耶克對《自由憲章》引起的反響大為失望，其實完全是不必要的，只能說是因為哈耶克對自己估計過高，也對這本書抱有不切實際的期望。他以為這本書應該是一本通俗著作，實際上，對於這樣一本書，它已經得到了相當熱烈、正面的評價。約翰·達文波特在《財富》雜誌上寫道，這是一本“及時而又永遠不會過時的書”[35]；《芝加哥先驅論壇報·周日書評雜誌》上發表意見認為，這本書“應當是觀念領域的年度最佳圖書”[36]；阿瑟·肯普在《美國醫學會學報》上說，《自由憲章》“對於在20世紀重述自由社會的原則作出了最重要的貢獻，而西方文明成長、乃至維持生存端賴於此一原則”[37]；亨利·哈茲利特1944年發表在《紐約時報書評》雜誌上的文章極大地促進了《通往奴役之路》的成功，這一次他也在他開設在《新聞周刊》的專欄中讚譽了《自由憲章》。

1960年6月，在《自由憲章》出版6個月後，《華爾街日報》的一位書評家說，“這本書受到了廣泛歡迎；即使是通常對反國家統制主義立場抱有敵意的報刊，對這本書也表示了敬重之意。《自由憲章》當然沒有《通往奴役之路》那樣強大的影響力，但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反倒令人鼓舞，因為這似乎證明了，哈耶克的立場已經重新成為某種令人尊重的思想模式。他不再被視為怪物，視為自由至上主義者，‘老輝格黨人’，徹頭徹尾的個人主義的信奉者”。[38]

萊昂內爾·羅賓斯在《經濟學》上發表了一篇標誌着他與哈耶克和好的書評，他說，“在這篇文章中，我將像我們在這裏的教員研討會上進行友好的討論那樣說話，我們過去經常這樣做。社會中的秩序不可能從整體上計劃，認識到這一點顯然是至關重要的。最精當地揭示18世紀在這方面的偉大發現之開創性意義的，莫過於哈耶克教授富有啟發性的闡述，它本身也蘊涵著很多新鮮的洞見。150年間被人機械地重複的種種命題，終於獲得了前人未曾意識到的意義和深刻性，”文章最後說，對於樣一本書，“沒有最低限度的寬宏大量和美好感覺的人是讀不下去的，而讀完之後，我們會對這本書充滿感激和讚賞之情——因為它對這場大論戰作出了巨大貢獻而感激，因為賦予它以靈感、並使之得以成書的道德熱情和思想力量而讚賞它。”[39]隨着哈耶克的第一位妻子哈耶克夫人去世，兩人之間的嫌隙開始彌合了。

哈耶克在《自由憲章》的最後對保守主義給予了批評，該書的跋即《為什麼我不是保守主義者》。他指出，在抵抗日益增長的國家權力的當代鬥爭中，古典自由主義的支持者有時會與保守主義力量結成同盟，但他並認為，這種戰術性的同盟關係，並不能說明自由主義或自由至上主義的根本立場；古典自由主義者既反對社會主義，也反對保守主義。事實上，在他看來，保守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相通之處，也遠多於這兩者與古典自由主義或自由至上主義的相同之處。他寫道，“保守主義儘管是任一穩定社會中的必要因素，但它不是一種社會綱領；它具有家長主義、民族主義和權力崇拜的傾向，因而它通常更接近於社會主義而不是真正的自由主義；由於它具有傳統至上、反智主義、並且經常有神秘主義傾向，因而除了在短暫的幻滅時期外，它決不會寄希望於年輕人或其他相信如果要讓世界變得更好就得進行某些變革的人。”[40]在社會主義興起之前，保守主義的對立面就是自由主義。

而保守主義對待知識的態度尤其引起哈耶克的反感。古典自由主義和自由至上主義都對人類獲得新知識表示歡迎。他們認識到，人類的進步乃是通往未知的世界，而如果不沿着各個方向追求真理，就不可能向前發展。而保守主義卻一般並不這樣看，它具有一種“拒絕接受已經獲得充足證明的新知識的傾向，因為他們不喜歡可能由此而導致的某些後果。由於拒絕面對事實，保守主義者只能削弱其觀點的力量。”[41]古典自由主義和自由至上主義則致力於追求理性和真理。

如果哈耶克不得不在左派與右派之間進行選擇，在寫作《自由憲章》的時候，他會選擇左派，就好象他把《通往奴役之路》獻給“各個黨派的社會主義者”一樣。他在《自由憲章》中寫道，“對於完整的自由的信仰，乃是基於一種本質上向前看的心態，而不是基於那種留戀過去的懷舊心態，或對現狀的不切實際的讚美。我們這個世界迫切需要的是把自發增長的過程從人類愚蠢地設立的這種障礙和困擾中解放出來……[政治哲學家的]希望必須仰賴於說服那些具有‘進步’傾向的人士，並贏得他們的支持，儘管他們現在是在錯誤的方向上尋求變革，但他們至少願意批評性地審視現狀，並在必要的時候變革之。”[42]

古典自由主義和自由至上主義是向前看的、理性的哲學。它們關注的是可能出現的世界，而不是從來不可能出現的世界。哈耶克在《自由憲章》的結尾這樣寫道，“我懷疑，是否存在某種叫做保守主義哲學的東西。保守主義並不能向我們提供足以影響長遠發展的指導原則。”[43]哈耶克是一位真正的自由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