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社會主義計算（下）

社會主義計算論戰分為兩個階段。在十年後的一篇評論中，哈耶克指出，“20年代是米塞斯跟社會主義者進行這場論戰。30年代我到英國后，我意識到，我幾乎完全沒有注意這場論戰，於是我就編輯了一本文集。20年代是米塞斯出戰，30年代則由我出戰。”[7]

哈耶克編輯的《集體主義經濟計劃》(1937)一書的副標題為《對社會主義的可能性的批評性研究》，這本書對於哈耶克從經濟理論研究轉向政治哲學研究，起了主要作用。數十年後，一個採訪他的人問到他為何會轉向“政治哲學問題”研究時，哈耶克回憶說，這一轉向“實際上是從我編輯這本論述集體主義經濟計劃的書開始的，而最初之所以產生編輯這本書的想法，僅僅是由於我發現，一些在歐洲大陸已經眾所周知的新的深刻見解，尚沒有傳進英語世界。我不得不在這本書的導言和結語中解釋歐洲大陸的這一新進展，結果非常有意思，我也不僅搞起了政治哲學，而且分析起了經濟學中的方法論方面的錯誤觀念，在我看來，正是這種錯誤觀念導致了某些天真的結論，‘不管怎樣，市場能做到的，我們可以想得更完善’。”[8]他放棄了專業經濟學，因為他“對半哲學性的政策問題——即經濟與政治結構的互動——產生了非常濃厚的興趣。”[9]

他之所以從經濟學理論轉向其他研究領域，也是因為他認識到，他視為理所當然的諸多前提，其實遠沒有得到普遍的認可。他的一個主要論點是，如果一個社會的規則和法律能使個人利用他自己的知識和能力去追求自己的目的，而毋須每個人統一追求由某個集中的權威決定的計劃，則該社會從經濟上說就是有效率的。哈耶克最早在1933年就任倫敦經濟學院教職的致辭《經濟學思想的趨勢》中部分闡述這一思想的。他在這篇致辭中說，“大部分人仍然有一種錯誤的印象，以為既然所有的社會現象都是我們自己的行為的產物，那麼，依賴於他們的一切東西就都是他們可以刻意操縱的對象”；“個人在社會中的努力最後實現了協調，但這並不是刻意計劃的產物”；人們也過於樂觀地“相信，一個地方，如果無人發號施令，必然會陷入混亂，因而，如果要改進現有的狀況，就一定需要深思熟慮的計劃；我越來越強烈地認識到，這種想法是我們對現有制度沒有充分理解的結果。”[10]

在《集體主義經濟計劃》中，哈耶克批駁了我們有可能從單獨一個點上管理一個技術發達的社會的想法。相反，哈耶克強調了自生秩序(儘管他當時還沒有使用這一術語)的觀念，政府的恰當目標應當是保證個人能夠儘可能充分地以自己覺得最合適的方式利用其知識和才能。

他相信，如果沒有經濟自由，就不可能有進步。企圖要求社會所有成員按照一個人或某些人的指令生活，從而操縱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活動，這種企圖必將阻礙那種可以實現物質和技術進步的社會秩序的生成。法律——即規則——應當高於具體某個人的命令。私有產權則是這種秩序的根本。

他反駁社會主義的論證基本上是確鑿的。他認為，“可以利用的資源在不同用途中間的分配是一個經濟問題，既是個人面臨的難題，也是[指令計劃中的]社會所面臨的大難題”[11]。傳統社會主義經濟所缺乏的，正是“價值的標準”[12]。

在《集體主義經濟計劃》中，哈耶克還提出了另一個問題：在指令經濟中，如何能作出不確定的投資決策？他指出，“具有風險的、甚至純粹的投機性活動，[在社會主義體制下的]重要性絲毫不下於資本主義制度下。即使進步不可避免地伴隨着通常所說的‘浪費’，但如果從總體上看，這樣做的收益大於損失，是否值得去做？”[13]那麼，在指令經濟中，根據什麼標準作出相當不確定的投資決策？

米塞斯和哈耶克在批評社會主義時，都考慮到了激勵問題。不過對於兩個人來說，社會主義下的激勵問題都不是他們關注的首要問題，儘管在米塞斯看來，這個問題要重要一些。米塞斯寫道，“在排斥了私人的物質利益之後，人就失去了動力”[14]。在哈耶克看來，“問題在於，決策和責任是否可以完全放心地交到既非生產資料的所有者、也與他們所管理的該財產沒有直接利害關係的那些人手裏？”[15]

哈耶克在《集體主義計劃經濟》一書中強調指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源在企業之間不斷地轉移，這種現象，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同樣是有益的。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從效率較低的企業家手中轉移到效率較高的企業家手中，是通過前者蒙受虧損而後者獲得贏利這種機制實現的。誰有資格拿資源去進行冒險，他能獲得多少資源，這個問題的答案只有等到他成功地獲得並掌握這些資源后才能揭曉。”[16]在市場經濟中，誰是最適合於管理資源的人，取決於誰能創造最高利潤。創造了利潤的人掌握着管理更多資源的財力。

在資本主義體制中，面臨著誰是最適合於管理資源的人的問題，而在社會主義體制下，這同樣也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問題，這個問題是哈耶克形成的無人指揮的社會演進觀的本質。能夠創造最多利潤的人，未必能夠對經濟進步的道理說出個子丑寅卯，他們是用實際行動決定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他們可以支配更多資源。哈耶克認為，“市場社會主義”——即試圖把社會主義與競爭性市場融合起來——“不過是件贗品而已”[17]。

哈耶克堅定地相信，社會主義作為集體主義的一種形態，完全不可能配置商品。如果社會想達到某種比較體面的生活水平，就不能——而不是不可能——讓政府控制生產資料。“集中控制全部經濟活動，是一項在現代生活的複雜環境下根本無法理性地解決的任務。”[18]

社會主義既是一種的理論，也是一種倫理理論。哈耶克從經濟學角度對社會主義的反駁，與其說是認為社會主義從規範上說是不可取的，不如說是認為，它在實際中是不可能維持下去的。[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