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孕，兩性共同的責任

文/榮維毅教授(女性問題研究專家)

由“小說和散文”作者寫的科普讀物《避孕》(於瀅著，南海出版公司，)一書，至少向讀者傳達了這樣幾個互相關聯的新理念：

社會性別視角。作者的寫作目的非常明確，要“編寫一本關於避孕的完整手冊，能夠對女孩子從青春期到婚後生育都有一點實質性的幫助”。為此，該書在整合各類公眾可以獲得的避孕知識外，更強調女性對自身權益的保護和避孕方法的自由選擇；強調“有更多的選擇，女性才能擁有更多自由和安全”，體現了為女性、賦權於女性的性別立場。

生殖健康新概念。世界衛生組織對生殖健康的界定是：“生殖健康表示人們能夠有滿意而且安全的性生活，有生育能力，可以自由決定何時生育及生育多少”；“男女均有獲知並能實際獲得選擇安全、有效、負擔的起和可接受的、不違反法律的調整生育的方法，能獲得適當的保健服務，使婦女能夠安全懷孕和生育，向夫婦提供生育健康嬰兒的最佳機會”。《避孕》一書的社會性別立場和普及避孕知識的努力，符合國際社會對生殖健康的這一理解，有利於促進女性生殖健康目標的實現。

醫學模式的轉變。《避孕》從避孕這一具體問題入手，實踐着醫學界所尋求的從純生物醫學模式向社會—心理—生理模式的轉變。該書一反以往醫學教科書扳着面孔講“科學”的架式，從關注社會問題(非意願妊娠和人工流產的增多；大多數避孕藥是非處方類葯，可直接從藥店獲得)入手，着眼於解決與女性生存狀態密切相關、給女性帶來無數煩惱、極度焦慮和巨大社會與心理壓力的懷孕、流產等實現問題，強調避孕知識的獲得是女性自我教育和公共教育互相促進的產物，強調避孕方法的知情選擇；在社會、心理的基礎上談避孕知識，對女性來說才可成為能夠接受的東西，才能使客觀知識轉變成為女性的主體能力。

結合中國的社會現實，《避孕》一書的意義和價值有以下幾點：

滿足女性的實用性需求。據作者調查，“大多數女性都覺得在避孕知識方面相當欠缺，不知道從哪裏可以獲得指導，但她們但確定：我們需要這樣的知識裝備自己”。有更的多調查研究發現，到醫院做流產手的女性呈上升態勢，而且呈現低齡化趨勢。人工流產雖然便利，但存在着感染、出血、子宮穿孔等併發症的可能性；有月經失調、子宮腔粘連及子宮內膜異位症等不良後果發生的可能性；多次施行人工流產甚至會導致終生不孕。另外，未婚女性因受社會與論、道德譴責的壓力，往往偷偷摸摸地做人流，不能正常休息保養，或在設備簡陋、消毒差、醫術低劣的條件下做人流，更易造成生殖器官炎症，子宮和其他內臟損傷，或大出血，甚至危及生命；還有些很多年輕女性自己到藥店買葯，在沒有任何專業指導下進行不安全的藥物流產。只有把避孕知識告訴女性，使其成為“每個女性應該擁有的日常醫學知識”，才能可能讓女性避免遭受不安全流產的危害。

挑戰傳統觀念。避孕藥具的發明和普及，對女性極具解放意義。正如作者所說：“現代避孕方式爭取在方方面面使得女人完全能夠控制生育，等於控制自己的性、工作、聲譽，乃至身材和肌膚”。但是，也如作者所說，因“避孕從屬於性的一部分，還是被一些人認為是禁忌的話題”。避孕，特別是女性的自主避孕，並非是想做、知道怎麼做就能做到的。這要看：女性對自己的身體和**是否有自主權；傳統雙重性道德標準是否已被打破；婚前性行為的增加、青少年性知識和避孕知識的需求是否被承認。這些條件的滿足，即是對傳統觀念的超越。《避孕》一書的寫作和出版，可視為向著這個方向的努力。

以小見大、以微見著。避孕，這一個人私密之事關乎婦女的健康權。95世婦會通過的《行動綱領》，把婦女與保健議題排在12個重點關注領域中的第3位。“婦女有權享有能夠達到最高身心健康的標準。享有這一權利對婦女的生活和福祉及參加公共和私人生活各領域都至關重要”。《行動綱領》把殖健康和性健康作為促進婦女健康的戰略目標之一，強調關注和解決危害婦女生殖健康的不安全流產是政府的責任：“由於不安全墮胎是對婦女健康和生命的重大威脅，因此應倡導進行研究，以了解和更好地解決人工流產的決定因素和後果……”；“包括為安全有效和負擔得起和可接受的男女生殖健康和性健康的方法和技術，包括對男女都安全有效、負擔得起和可接受的方法調節生育率，包括自然的計劃生育……”。

警惕科技“雙刃劍”。作者指出，“一方面，我看到潛在的盲目給女性帶來的危險；另一方面，也看到科技進展為女性身心安全所做出的保證”。技術一方面帶來人工流產的便利，可能促使女性掌握生育自主權；另一方面，男性也可能因人工流產的便利而減少對自己性行為的責任心；另外，技術不能免除人工流產給女性帶來的精神和心理壓力，技術本身也不能改變傳統貞操觀和雙重標準。所以，必須技術警惕的便利導致技術的濫用給女性帶來的危害。

讀《避孕》一書，不由得令人想到美國波士頓婦女健康寫作集體撰寫的《我們的身體我們自己》(知識出版社，1998)。那是一本討論婦女健康方方面面的書，與以往論及婦女健康的醫學書籍不同，它不是從專業醫生的角度看婦女健康，而是用婦女的眼睛、婦女的需求、婦女的感受來對婦女健康進行再認識，表達了女性的主體性和參與性；它的出發點是尊重婦女的生活經驗、多元化和知情選擇，賦女性能力和權利。在這些方面，《避孕》與之有相似處。但在避孕問題上，《我們的身體我們自己》更強調男性參與：“把避孕的責任全推給婦女是不公平的，這往往意味着我們必須找大夫做檢查，開藥方，到藥店買葯，支付葯具費用，保證葯具不發生短缺。避孕藥和宮內節育器是有效的，但我們不得不承擔風險，如果手頭沒有現成的避孕藥具而男人要求**時，我們必須加以拒絕。萬一懷孕，那是我們的錯。由婦女承擔全部責任的做法，常常使我們憤怒和怨恨，這不能不影響到我們的性感受”；而“一個真正與我們分擔避孕責任的男人，可以贏得我們的尊敬，我們會感受到雙方關係更密切，也更容易避孕”。

與此對照，《避孕》的不足在於沒有強調男性在避孕中的責任。雖然作者對“為什麼生育和避孕這兩件重大的事情都要女人獨自承擔”提出質疑，也提到“這本書是給女性設計的必備書籍，男性也應該看；避孕本來就不僅僅是女性的事情；兩性的理解、諒解、合作、關懷，這才是避孕背後的幸福基礎”。但是，並未就此展開論述，而男性參與恰恰是最應該討論的問題。也許作者是處出於無奈，所以把掌握避孕方法看作是“女性成長第一書，完美生活從此開始”。如果把這個說法和論述改為“避孕，是兩性共同的責任；掌握避孕知識，兩性共同的必修課”！那末，這本書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