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被掃地出門

當然這第一次內戰，強弱勢殊，袁世凱此時是採取主動的。6月9日，袁以大總統令，把江西都督李烈鈞免職，由駐節武昌的副總統黎元洪暫代。而後粵督胡漢民（6月14日）、皖督柏文蔚（6月30日），亦相繼被免，同時黎元洪在武漢亦大肆搜捕從事地下活動的國民黨，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是時粵、皖兩省的國民黨內部皆有窩裏反現象，胡、柏二人雖心有不服，還是遵令去職。李烈鈞因在江西掌握較穩，被撤職心有不甘，乃潛滬與中山密商，之後又潛返江西湖口，約集心腹同志及武漢避難黨人，密謀起義抗袁；舉棋未定，李純已受命為九江鎮守使，率軍步步進逼。李烈鈞不甘示弱，乃於7月12日，在湖口要塞布檄鳴炮，公開起義討袁，打響了二次革命的第一槍。［附註］這二次革命和民國開國后的第一次內戰，便帶有嚴重的區域主義(regionalism)的色彩。我國古代地方政府，本有一種迴避的制度，如漢制便規定，本郡人不能為郡守，非本郡人不得為郡吏。這就是現代政治學上的所謂制衡制，是很科學的。此制斷斷續續地實行了兩千餘年未嘗廢。清制仍遵守本省人不能任本省督撫的傳統制度。所以在有清二百餘年的地方政府里，三藩以後，再未發生藩鎮割據的現象。民國成立之後，首先就把這一優良政治傳統破壞了，民初各省都督幾乎全是本省人，這就開啟了本省軍閥盤踞本省的惡例。國民黨這民初三督，也都是本省人；跟他們鬧窩裏反的也都是本省人。例如廣東，那時中山下面的哼哈二將--胡漢民和陳炯明都是廣東人。二人不和，弄得兩人都想反袁，卻都不敢反袁。江西的李烈鈞控制得比較好，窩裏反問題不大，所以他敢於起兵反袁。但是李的本省同志之反袁，為著革命的利益，顯然沒有他們抗拒北軍（客軍）心情的嚴重。其時遠在雲南的蔡鍔（蔡為湖南人而任雲南都督），對此日益滋長的regionalism便深具戒心。蔡雖然也是反袁人物，此時他卻助袁，通電痛斥李烈鈞："以前行為，本難寬忍。"（見1913年5月29日《雲南蔡鍔艷電》，載上引《北洋軍閥，1912～1928》，卷二，第144頁。此電在原書中誤印為1915年）此一區域主義，後來竟濫觴于軍閥時期。至台灣而變本加厲，可悲也。這時憤恨袁氏專權，或僅為不滿現狀，欲為自身另找出路的國民黨中下級軍官，亦所在多有。如今江西義旗一舉，各地也紛紛響應。國民黨的據點在江西、廣東、安徽、上海固無論矣。縱在較北的徐州駐軍之內，也不乏反袁義士。須知在那個時代，國民黨並沒有自己的軍隊，它所有的不是當時有革命傾向的正規**慕義投靠，就是地方雜牌民軍就食而來，他們的戰鬥力和紀律，有時且遠不如袁氏的北洋六鎮。一旦接仗，往往就如古人所說的趨市民為戰。不但戰鬥力有限，而且軍紀鬆弛，亦不下於北軍。加以武器、糧餉皆缺，因而士氣不振。上海由陳其美指揮，連個製造局亦屢攻不下，徐州、廣東、湖南一觸即潰。稍微能堅持一兩周者唯湖口與南京兩處，傷亡潰敗亦慘不忍言。南京原有若干民軍起義，然由於都督程德全首鼠兩端，棄職潛往上海，孫派之激進軍官何海鳴等確有意死守南京，苦撐待變。中山亦曾有意親臨指揮，終以黃興抱奮勇而來則罷。然黃氏覺事無可為，半途易服而去。迨柏文蔚從安徽戰場敗至南京，曾痛批黃興為"一將無能，千軍受累"。可是吾人今日回看，實覺孫公之發動二次革命，正如美國杜魯門總統對麥克阿瑟有意侵華之評語曰："斯為一天時、地利、人和，無一不錯之戰爭也。"(Awaragainstawrongenemy,onawrongplace,atawrongtime)焉有勝利之望？二次革命時未迭月，革命軍就全軍盡沒，國民黨全黨上下，被掃地出門之後，早期夢想的以美為師、民主共和政體的實驗，也以全盤失敗告終。袁世凱早就感覺共和政體不適用於中國（見他和顧維鈞的對話），再經過與國民黨一番痛苦的鬥爭之後，金窩，銀窩，終不如狗窩，他老人家就要回頭去做皇帝了。吾人今從世紀之末，回看世紀之初，大概沒有什麼歷史難題不能理解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