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至死未嘗疑袁

袁世凱和趙秉鈞的關係，似乎就是如此。趙揣摩袁的意旨，似乎肯定袁有意殺宋，所以他就加意籌劃了。袁之所以連電邀請宋教仁入都，磋商軍國大事，顯然他還是在"重用之"和"除之"的兩極之間徘徊不定。宋教仁本人似乎也有此感覺。因此他在奉召入都之前，對自己的政治前途甚為樂觀。他甚至在被刺之後，自知不起之時，還沒有懷疑是袁氏對他下此毒手，所以他還要上書總統（這在帝制時代便叫作上遺折）作最後諍諫呢！書曰：北京袁大總統鑒：仁本夜乘滬寧車赴京，敬謁鈞座。10時45分在車站突被奸人自背後施槍彈，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勢必至死。窮思仁自受教以來，即束身自愛，雖寡過之未獲，從未結怨於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毫權之見存。今國基未固，民福不增，遽爾撒手，死有餘恨。伏冀大總統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家得確定不拔之憲法，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臨死哀言，尚祈見納。（載1913年3月22日《民立報》）宋之遺折頗有忠藎之忱，讀來哀婉。袁或無立刻殺宋之心，然趙為保存其相位，而乘機除一勁敵，或為殺宋之主要動機所在，亦未可知。果爾，則袁反為趙背殺宋之黑鍋矣，是耶？非耶？袁氏當時通令自辯，也說：共和國家以道德為基礎，以法律為範圍。就司法方面言之，非推究全案本末，又經法庭公開者，不得輕加論斷。就行政方面言之，非考求此案原委，實與法律違反者，不宜信口雌黃……須知刑事案件應候司法機關判決……豈容散佈浮言，坐貽實禍？（見1913年5月4日《政府公報》）他這話也有他的道理，讀史不能以人廢言也。而宋逝未幾，兇手遂在牢中中毒而死。未幾洪述祖亦畏罪潛逃，趙亦猝斃，胡為乎而然哉？你說這是民初軍閥時代的政府下流嗎？縱在美國，甘迺迪總統是誰殺的呢？殺甘迺迪的刺客又是誰殺的呢？後來殺刺客的刺客之死，又是誰幹的呢？政治暗殺，古今中外都是罄竹難書的，不查個水落石出，就硬把疑犯(suspect)當主犯(convict)是很落伍的現象。其實黃興所說的"前年殺吳祿貞，去年殺張振武，今年殺宋教仁"，這三大暗殺案，若從純法律的觀點來分析--如果讀者賢達和在下都是三案的陪審員(jurors)，我們就很難確定袁世凱是真正的刑事犯--證據不足之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