鬆開槍管上沉重的鎖鏈《中國近衛軍》

新時期軍事文學難寫，也鮮有令人耳目一新的長篇小說，這兩點都是實話。

作為一名穿軍裝的文學編輯，我的工作就是端着槍，在茂密的叢林裏尋找獵物。多年來，我期望獵獲更多的老虎和雪豹，結果連野豬也很難獵到。事實證明，肥美的獵物總是倒在更高明的獵人槍口下。就在我心灰意冷地把槍扛在肩上，準備向後轉的時候，我遇到了一隻黃羊，並開槍擊中了它，這就是長篇小說《驚蟄》。《驚蟄》獲獎后我挺樂，比作者本人還興奮。又乘機到海軍部隊鍛煉一下子，然後抱着槍靠在一棵樹上回味《驚蟄》的味道，這時迎面來了另一隻黃羊，我毫不客氣地捕獲了它。這就是方南江描寫武警部隊生活的長篇小說《中國近衛軍》。

我是個急性子，太想打到老虎或者黃羊，於是不免對能盛產老虎或黃羊的作家說幾句刺激的話。特別是關於軍事題材長篇小說創作的現狀和前景，我承認自己有點牢騷，有點站着說話不腰疼。在一次軍內作家集會上我說：“當代軍事文學難寫是事實，但個別作家陳言不敢寫就是說謊；你可以拿着軍餉，住着大房子，以一個在外軍聞所未聞的專業作家的身份去搞電視劇，去掙大錢，但你不能說當代軍事題材不敢寫，歷史題材(比如說抗日戰爭)沒得寫。我認為，問題的主要癥結在一個軍旅作家的職業意識，在他是否正確認識部隊生活，在他是否一心一意愛這支軍隊的問題。”今天看來，這樣的話確實有“文革”遺風，雖然出發點是好的，還是傷了一些同志。

誠然，職業軍人與軍營文化背景下形成和定型的思想觀念、生活觀念、道德觀念和理想觀念處處影響着文學表達，小說會受到諸如所謂“主旋律”上的某些限制；加上作家本人思想認識上的偏差，如果再有經濟利益方面的考量，三股鋼繩勢必擰成一條沉重的鎖鏈，緊緊套在軍事文學的槍管上，也套在了大部分軍旅作家的脖頸上。

有文學批評家認為：軍事領域其實是個寶藏，潛力很大，但他不明白，為什麼所讀到的作品都有一個通病，那就是顯得“很笨重”。我所理解的笨重，拋開那些拿“軍事題材”做外衣的“暢銷”作家不說，一部分真正鍾情品質文學的軍旅作家太過強調“軍事”、“軍人”、“軍營”這些概念，想法太多，想表達和承載的東西太多，結果背着包袱陷入不厭其煩的背景交待、不停的解釋、反覆說明和再三規避的泥淖中，這種“鎖鏈”效應嚴重削弱了小說的有趣性。

要鬆開鎖鏈，需要軍事文學作家付出雙倍的努力。關於職業意識和生活經歷對一個作家的影響和啟發。方南江是個好例子。他從小在軍營長大，用心工作的同時，還用心享受生活，並盡最大可能，在他所認知的軍營生活中發現美和思想，並呈現美和思想——儘管美和思想有時會變成一種痛苦和憂傷。以此為例，我以為，對一個作家極為重要的，是要有愛，愛人愛家，包括愛身邊的一草一木。方南江是一名職業軍人，像他的將軍父親一樣，他深深地愛着他的軍隊和士兵。於是才有了他上世紀80年代初獲全國短篇小說獎的《最後一個軍禮》(合作)。這之後，小說家方南江似乎從文壇消失了，原來，他秉承“一個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一個好兵”的訓誡躋身仕途，果然官至將軍。從士兵到將軍是一種成功，但要從一個將軍成為一名優秀作家則是一種通達和超越。作為作家的方南江完成了這種通達和超越。《中國近衛軍》告訴人們：無論你是將軍還是士兵，永遠都是歷史長河中微小的分子；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正是幾百萬個普普通通的官兵的血肉之軀的分分合合，才鑄就一個國家穩固的國防長城；只有把個人理想放在國家、民族、人類的翼羽之下，個體生命和理想才具意義——也惟其如此，一個偉大的民族才會強盛不衰。方南江的小說成熟了，他知道小說的功能除了“意義”之外，還得好看。由於作者有意無意避開了對“軍事”堡壘的強攻態勢，小說中的人物更生活化，更真實。軍人的工作和生活，軍人的愛情和婚姻，軍人的歡樂和悲傷與其他社會領域的人毫無二致。事實上，我們身處萬花筒般的社會生活之中，所有人類的共同經歷和情感，誰都不會置身其外，不論是工人、農民、軍人、商人還是官員，也不論是英雄還是小偷。這是方南江軍事小說的最大貢獻。

與《最後一個軍禮》相比，《中國近衛軍》出人意料地變得輕鬆愉快、趣味橫生。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方南江的語言有了變化——極具個性化的幽默風趣。小說中讓人忍俊不禁會心一笑的地方隨處可見，但這種引人發笑的細節不是《好兵帥克》式的，也不是電視小品中把軍人描繪得傻乎乎式的，這需要一種智性觀察生活、升華生活樂趣的能力。方南江從《最後一個軍禮》到《中國近衛軍》探索了二十多年，我覺得他小說最大飛越是從沉重變得輕鬆，不論是故事還是語言。

從沉重到輕鬆，軍事文學槍管上的鎖鏈好像是鬆開了，但要徹底解下或者砸碎鎖鏈，我並不樂觀。即使在《中國近衛軍》裏，也有作家兩難的寫照。賀東航和甘沖英無疑是作者着力塑造的兩種不同性格、不同人物命運的代表。賀東航是軍人世家，甘沖英則是農民子弟，這種在以往的軍事文學中司空見慣的矛盾組合時而針鋒相對，時而對立統一，最終殊途同歸——各自達到他們的人生目標。這種大團圓式的結局正是身披枷鎖的軍事文學的特徵之一。職業化軍事變革中，官兵的去留，職務的升遷必須遵循優勝劣汰原則，長期禁錮着軍隊發展的各種弊端，特別是父父子子、任人惟親這個毒瘤，必須從軍隊裏剔除出去——當然，這並不是說幹部子女和農民子弟誰優誰劣，誰是誰非，恰恰相反，方南江筆下的世家子弟和農家子女矛盾又統一的“和平共處”，於其說是小說主旨的需要，不如說是小說家對鋼鐵鎖鏈的某種妥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