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送我“俠客記者”(1)

中國電影出版社的編輯部主任李丹，是中國作家協會的負責人、《中國作家》雜誌社的副主編楊匡滿先生的夫人，她以前也曾做過多年的新聞記者，當她看到我的第一部書稿時，非常看好，並決定親自做我這本書的責任編輯，後來，雖然由於各種原因，我的這部書稿沒能在她手中出版，但我們因此而成為了朋友。這位大姐從我的交往中獲知我在南方離奇的卧底經歷后，深為讚歎；當她得知我又因為弱女子陳良琴及其未婚子鄧珂打抱不平，從而引了出一場國內首宗新聞記者刑事自訴案的官司后，更是非常憤慨。以後，這位大姐經常給予我鼓勵。平時也非常關心我的寫作和生活情況，春節前，她特意通過手機給我發來了一條這樣的信息，覺得很能代表那些多年來一直關心和幫助我的老師和朋友們的心情：裝滿一車幸福，讓平安開道，拋棄一切煩惱，讓快樂與你擁抱；寒冷的冬天已到，讓溫暖對你關照，卸下一車真情，讓幸福對你微笑。是的，北國的冬天雖冷，北風凜冽，天寒地凍，北風呼嘯，草木蕭條，但在寒流之中，還深埋着春天吐綠芽的種子，只要春天的第一縷陽光來到，只要和煦的春風吹拂過來，她們就會破土而出，迎風而長，很快就成為來年春天點綴大地的青枝綠葉。人世間的真情，亦如這春風吹拂的綠葉一樣，溫暖着我的青春和靈魂。遠在江蘇徐州某稅務局的周海濤大哥，又給我打來賀春的長途電話。這位年齡比我大四五歲的大哥，是從《中國稅務報》上看到有關報道，獲知了我為幫助陳良琴和鄧珂母子而慘遭鄧世祥誣陷，被迫走上了漫長而又坷坎的訴訟之路的前後經過，他深為感動，立即通過報社的有關人員，與我取得了聯繫，向我表示了聲援。從此，我們成為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幾個月後，我去徐州採訪時，他力邀我去了他的家鄉沛縣，還和單位的兩位領導熱情地接待我，向我表示慰問和關心並開車陪我採訪。他的熱情和豪爽，正直和仗義，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後來，這位熱心的老兄經常來電關心我。讀者朋友鴻雁，是位美麗優雅的京城才女，早在2000年初就與我相識，當時我採訪北京的田勇熱線時，獲知她在首體開通了一家“鴻雁情感熱線”，免費為社會各界的人們解決情感困惑，受到大家的歡迎。當時為了這條公益熱線，她不但墊付了好幾萬元錢，每天還要接十幾個小時的電話。許多因情所困的男女，在她的愛心呼喚下，有的走出困境，有的重獲新生，有的獲得了愛情，受到人們由衷的讚揚。我和京城幾家媒體曾對此進行過報道。後來，因各種原因，這條熱線被迫暫時中斷了，但那條熱線和鴻雁那甜美的嗓音一樣，溫暖着無數男女的心。我後來也和鴻雁一家成為了好朋友。她和家人一直關心我的生活和創作。為了更好地為大眾服務，目前，鴻雁正在北師大攻讀心理學碩士課程。2003年中秋節，鴻雁特意開車將我接到家中與其一家人過了一個團圓節。春節前夕，她和家人又多次誠邀我和他們全家一起過年，但被我婉言謝絕了。誰知，大年初一上午，鴻雁沒有按北京的老風俗去親友家拜年，卻開車特意從大興找到我的住處，為我端出一大飯盒尚冒着熱氣，香氣撲鼻的燉雞。她和家人經常對我問寒問暖，特別是逢年過節時，總是打電話邀請我去他們家團聚。這份獨特的友誼，是我北方冬天裏最溫暖的禮物。春節剛過，沈姐又一次和家人來京看望我。為了感謝我，這個固執的大姐居然不顧我的再三勸說，特意送了一幅自製的錦旗給我，那大紅色的上面是這樣兩行大字：“執行三個代表，執言仗義為民”後面是“贈俠客記者石野先生，北戴河市民沈淑萍，2004年春”。那上面的最後一個“春”字，像一束明媚的春陽，明晃晃的照耀着我的心房。我的一位從事宣傳工作的朋友，看到沈姐為我送錦旗，當即用隨身攜帶的相機拍下了這感人的一幕。在我的十年記者生涯中，我曾收到過多位熱心讀者贈送的錦旗。是的，一張小小的錦旗，似乎不算什麼，但它卻是讀者們對我這個記者的一片真心實意。當他們為自己的冤屈四處求告無門時，當他們為自己所遭遇到的不平而走投無路時，他們總會向被稱之為“人民喉舌”的新聞媒體，向新聞記者伸出求援之手。當媒體排除種種阻力和壓力對有關內幕進行深入調查並最終公之於眾時，一些被地方有關部門推而不理，拖之不決的問題，一般來說總會有個結果，不管這種處理的結果是揚眉吐氣，還是半遮半掩；不管是差強人意，還是遙遙無期，抑或無人理睬，但畢竟，那些事實的真相，那誰是誰非的內情已被記者以文字、圖片、畫面的形式公佈於天下，呈現在社會大眾的眼前。用那些當事人和讀者們的話是，“終於有人過問我的事了”、“記者為我們說了公道話”、“事情曝光后，我們終於出了一口氣”……對於那些批評和揭露性的報道，當事人是完全耳聞目睹了記者是如何的經過艱難採訪，並終於歷盡曲折的發出了稿子的。這個時候，他們往往會對記者的感激之情發自肺腑，讚頌之情溢於言表，而給媒體和記者送錦旗成為他們最好的表示謝意的方式。我記得，1999年4月，當我頂着種種壓力和威脅，冒着被黑惡勢力叫賣人頭和追殺的危險，在報社有關人士的大力支持下，對那宗獨家披露的廣州天河區銀河村治安員“吃霸王飯打無辜人”的惡情事件，連續追蹤報道了幾個月，並最終使8名行兇者被繩之以法，傷者黎世冬等人得到了9萬多元的賠償。因我多次拒絕當事人的感謝，拒收了他2萬元的紅包。有關此事，曾與我一起卧底歷過險的、後來又成為生死冤家的鄧世祥曾以《石野三次拒收大紅包》為題，寫了篇稿子發表在1998年4月28日《南方報人》的“記者新風贊”欄中。後來，傷愈的黎世冬和家人送了一面大紅錦旗給我，上書“執言仗義”幾個金色大字，曾令我感慨良久，那句話更成為了十年記者生涯中的採訪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