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新城:從執行主編到CEO(3)

封新城:從執行主編到CEO(3)

現在這種傳媒格局不會有太多的變化。從資本運營這個層面講,期刊規模比較小,反而動作比較多。實質性的消費還是在城市人群當中,品牌宣傳要通過城市的東西來張揚形象,所以它需要雜誌,不要指望電視會傳播真正有品質的東西。雜誌可以在這方面揚長避短。採訪者:地緣特點對《新周刊》有影響嗎?在北京、廣東、上海三地,《新周刊》被接受的程度有什麼差別?封新城:上海比較注重時尚,廣東比較注重實際,北京比較中庸。《新周刊》在西南有特別的影響力,這是因為我們很好地利用它了,當年做“中國電視節目榜”的時候,我們首先選在四川做,因為我知道那裏會有一個響應,到北京,我們也想做出響應,到廣州你做啥都沒有,什麼都不響應你。在廣州沒有哪個媒體經常舉辦活動,因為他們根本不理你。採訪者:有人批評《新周刊》形式大於內容,國際期刊出版聯盟的會長也和你談到,中國期刊的外在形式已經非常有吸引力了,但內容要加強,你怎麼看?封新城:這要看他是哪個階段的讀者,老讀者說這種話的特別多,這是一種說法,因為它恰好是那個階段的。我聽了也不知道怎麼說,因為實在是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選擇吧,像一本雜誌,叫《十七歲》,讀者第二年就十八歲了,怎麼辦?視覺跟傳媒的關係,這是當時中國的紙媒體都沒有解決的問題,《新周刊》第一步就解決了這個問題,直到今天仍然是領先的。那個時候的傳統集中在文字上,視覺這一塊完全是空白的,有很大的挖掘空間。在中國期刊的這個演變過程中,我們扮演了這麼一個角色,我們並不是前衛,我們只是先跑幾步。到了今天,我們當年做的那個東西已經成為定式了。所以很大程度上,《新周刊》的七年,填補空白的意義大一些。我們不是區別於人家,故意標新立異,而是因為做的人少,就顯現出來了。採訪者:你認為《新周刊》未來的產品是什麼樣的?封新城:從創刊到現在這七年中,《新周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被人們所認可,下一步需要有新的產品。我們準備在原有基礎上推出《時代周報》,這將是一個為中國未來七八年服務的產品。我們希望它能夠被中產階層認可。《時代周報》是面向都市中產階層的畫報,準備讓年輕的主筆肖鋒擔任主編。他們面臨的環境比我們當年好多了,壓力沒那麼大,當然,投資商對他們的要求也與當年不一樣了。採訪者:你能否預測一下,《新周刊》創刊十周年的時候會是什麼樣子?封新城:不知道(笑)。這裏面很複雜,這個不知道不是一個消極的回答,從積極的意義來說,我們真的希望有大的變化。比如,在**之前我們會覺得很多的政策可能要有變化,但是今年有的東西比你想像的變得還要快,完全在你的意料之外。採訪手記採訪者其實不能算是《新周刊》真正的讀者。在採訪封新城之前,我們翻找出手裏的幾本過去的《新周刊》,發現第一本是1998年12月1日出版的——《20年生活備忘》,想起來當時是把它當作書買的。其他幾本都不是採訪者讀得很多的,其中一些版面顯得很陌生。以這樣的閱讀經歷去採訪它的執行總編,太不負責任了吧?可是為什麼我們又覺得《新周刊》是那麼熟悉的一個刊物呢?它對我們職業經歷的影響,不時讓人感覺得到,而許多讀得更多的東西,卻對我們的編輯理念沒有太多啟發。一個時期以來,《新周刊》就像是一個榜樣,它的每一個動作,我們都給予關注——從純粹技術和專業的角度。不是以忠實讀者的身份,而是從同行的角度,這樣的採訪也許更合適一些。關於封新城,他的名字總是能在刊物的版權頁上看到。在做採訪準備的時候,也看過媒體上封新城的一些照片,總是拍得很有性格,想像他是高高大大、衣着時髦的人。見到了,卻是個子不高,樸素的平頭,黑衣、黑褲、黑鞋,不太像文化人,也不像商人。在我們八位北大2002級研究生班同學的包圍中,封新城從容道來。八位採訪者有的來自紙質媒體,有的來自網站,有出版社的,也有公司的,但不約而同地都懷着對《新周刊》的一份喜愛。在SOHO現代城39層《新周刊》北京辦事處里,我們愉快地和伴隨了它七年成長曆程的核心人物交流着。坐在沙發上的封新城的背後是東郊蜿蜒的通惠河與筆直的公路。沒有更高的樓,只有化工廠的煙囪和涼水塔,辦事處的小夥子說,那是北京城的背面。採訪中,我們的目光不時越過封新城的頭頂,投向他背後的城市背面。七年之癢的《新周刊》,四十不惑的封新城。下一個高度在哪兒?他說:“不知道。”這個“不知道”是樂觀的。或許,他指的是:“不知道變化會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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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未來:中國傳媒3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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