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紳子弟(1)

如果研究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道路，聞一多是有代表性的。他的代表性體現在他的複雜性上。他曾經和他所處的時代發生過巨大的衝突，這種衝突是他和他的時代共同造成的。他本來是一個對政治生活沒有興趣的人，但最終卻為政治所纏繞，以致在很多人眼中，他已不是一個學者，而成了一個鬥士；他已不是一個知識分子的形象，而是一個戰士。其實，這些都不是真正的聞一多，真正的聞一多首先是一個知識分子，是一個在任何時候都難以和他所處的時代完全達成同一的人。雖然他在20世紀上半葉就已辭世，但從出生到他最終的結局中，人們仍不難看出，一個生活在當時的中國的知識分子的全部人生。聞一多去世的時候還不足48歲。用梁實秋的話說：“聞一多短短的一生，除了一死轟動中外，大抵是平靜安定的，他過的是詩人與學者的生活，但是對日抗戰的爆發對於他是一個轉捩點，他到了昆明之後似乎是變了一個人，於詩人學者之外又成了當時一般時髦人士所謂的‘鬥士’。”[1]梁實秋是聞一多清華時代的朋友，也是抗戰前一直和他保持着友誼的人。他對聞一多的評價，人們可以不認同，但在許多同時代朋友的回憶中，他的回憶卻最有人情、最合常理，也最讓人難忘。聞一多，湖北浠水人[2]，生於1899年11月24日，最初的名字是“亦多”。他在清華學校讀書時，名字只一個“多”字，“一多”是他“五四”運動以後才用的名字。[3]聞一多出生在一個典型的鄉紳人家，大家庭人口眾多，子弟們受的都是舊式的教育。聞一多出身鄉紳之家這一點，是要特別注意的。在他成長的那個時代，代表中國社會主流文化氣質的就是那些鄉紳之家。中國早期留學生的家庭背景中，出身於鄉紳之家是一個非常明顯的特徵。鄉紳之家的子弟，一般來說，經濟上還說得過去，重要的是，鄉紳作為地方上政治、經濟、文化和道德的代表，往往最能夠體現一個時期的主流文化。聞一多讀書的時候，他進的學校已經不是傳統的私塾，而是改良以後的私塾。當時，聞一多就既讀“子曰詩云”，同時也學博物、算術、美術，而且還用上了當時的新式教材。從這個經歷可以看出，聞一多雖然受的是舊式教育，但已非傳統意義上的舊式教育。季鎮淮在《聞朱年譜》中就說：“這是先生接觸新思潮的開始。”聞一多在11歲時，已可以讀到當時代表新時代潮流的書刊。其弟聞家駟回憶說：我們家庭“比較早地接受了新時代潮流的影響，在辛亥革命前夕就能閱讀到《東方雜誌》和《新民叢報》之類的書刊。”[4]少年時，聞一多就喜歡讀書和美術，很具有藝術氣質。而他後來的詩人和學者生涯，與他早年的出身不無關係。聞一多身上，具有着中國知識分子的優秀品質：由於他們出身鄉紳之家，如果用階級的觀點分析，他們的內里應是和底層人民對立的，但在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身上，那些出身富有的知識分子，對於底層貧民卻總是有一種悲天憫人的同情，他們在面對貧民的時候，也總是有一種負罪感，好像自己已有的一切都是不應該的，這一點，從魯迅的《一件小事》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聞一多在20世紀40年代發生的變化，與他的這種心理並非沒有關係。過去，人們總是說聞一多的轉變是因為讀了《新華日報》和其他一些來自延安的書籍才發生變化的，或許有這些因素，但這些因素之所以能起作用，究其根源還在於那個時代知識分子對自己出身的那種負罪感。這是中國知識分子身上的一個優點，但也是一個缺點，當他們對於底層貧民過分有負罪感時，他們的感情就很容易衝動，因此也就難以在這種衝動中保持理性。20世紀40年代，聞一多對知識分子的評價非常低，他說：“還有一點，以為只有知識分子，才有辦法，別人一概不成。這種想法是錯的。不要以為有了知識分子就有力量，真正的力量在人民。我們應該把自己的知識配合他們的力量。沒有知識是不成的，但是知識不配合人民的力量，決無用處！我們知識分子常常誇大，以為很了不起，卻沒想到人民一覺醒，一發動起來，真正的力量就在他們身上。一班人活不好，吃不好，聯大再好，也沒有用的。我們是知識分子，應有我們的天職。我們享受好，義務也多，我們要努力。但以為自己努力就成了，就根本錯！……因為真正的力量在人民，所以越壓迫，越吃苦，報復起來就越厲害！因此我希望諸位無論干那種工作，不要以為自己是大學生。這不該看成普通的謙虛，一種做人的手段，因為我們確實不如他們。不但口裏說，而且心理也硬是要想：我們是不如他們的。我們的知識是一種臟物，是犧牲了大多數人的幸福而得來的。”[5]對人民的過分崇拜，使聞一多在20世紀40年代對於知識分子的理解非常偏頗。1945年他曾寫過一篇題為《戰後的文化——官僚籠斷與知識分子籠斷》的文章，雖說此文只是一個提綱性的東西，字句也不完整，但從中依然可以看出聞一多的知識分子觀。他說：發表了人民農民戰爭民主革命戰爭人民不但贏得了勝利，扭轉了歷史，並且歷史一向是人民創造的……知識分子只有和工農大眾相結合才會成為不可戰勝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