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學會(1)
聞一多在美國的經歷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和“大江學會”的關係。因為“大江學會”雖然是一個留學生自己組織的帶有政治色彩的團體,存在的時間也不是很長,但這個為時不長的組織,對於我們了解聞一多他們那一代留學生的政治理想和思想底色很幫助,因為那是一個帶有國家主義性質的團體。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民族主義情結之所以那樣的強烈,我們不僅可以從聞一多身上看出,同樣也可以從他們那一代人身上看出,只不過他們中的一些人表現得更強烈和執着,而另一些人則隨着年齡的增長和閱歷的豐富逐漸改變了自己原有的想法。1923年,聞一多和羅隆基等留美學生在美國成立了一個接近於政治的組織“大江學會”,關於這個學會的組織和主張,1924年2月24日,羅隆基在給他的清華同學施滉的一封信中曾做過較為詳細的介紹,他說:“大江”的宗旨為本“自強不息的精神,持誠懇忠實的態度,取積極協作的方法,以謀國家的改造”。在解釋“大江”的性質時,他說[1]:“大江”非正式社交的盟社“Fraternity”。社交式的盟社是不講主張的,我們是崇奉一定的主張的。社交式的盟社是要昇平日互相提攜的,我們是要改造中一同奮鬥的。簡言之,前者主共安樂,後者主共患難。社交式的盟社得失姑不論,若大江學會有以“互相提攜”“彼此引援”為目的者,天厭之!天厭之!“大江”非政黨。我們不反對政黨,並且承認政黨為政治生活上應有的活動。但政黨有政黨的範圍,政黨有政黨的手段。政黨的範圍,是限於政治,“大江”決不限於政治的活動。政黨改造的手段是要爭立法院的多數,掌行政部的全權,我們的手段,決不限於此。今日的“大江”必非政黨的性質。上面說過,我們的組織,是以主張為結合。大江會會員的極大多數是崇奉國家主義的“Nationalism”。說我們是一種國家主義者的聯合,亦未始不可。我們的國家主義,有我們學會裏自己的解釋,歷史上引用的意義,只可供我們的參考,不能包括大江學會的國家主義。這些事不能詳細奉答,待《大江雜誌》出版后再奉教。我們承認我們受了環境污的刺激,我們思想改變了一些。我們知道我們過去的清華生活是“目光如鼠”的。我們從前是學生里的小政客,是不能持“誠懇忠實”的態度的,我們現在誓守“誠懇忠實”的態度;我們從前是學生里取極端個性主義者,是不能用“積極合作”的方法,我們現在誓用“積極合作”的方法。我們更覺得“己國無和平的國民,不配談世界和平主義”,我們現在誓奉國家主義,“國治而後天下平”的路徑,以達到國際主義的目的。我們這學會是組織伊始,我們的會員,都是平庸的分子,現在沒有什麼成績可以告人,成功失敗不敢預料。我們這種奮發,是激於盡忠團體的一點真誠。我們是國家主義底下的奮鬥者,我們同時是清華的忠心分子,我們亦是清華同學會的忠心分子。凡與我們志同道合的人們,我們即願持“誠懇忠實”的態度,與之謀“積極的合作”。我們所禱求於清華同學者:鼓勵我們,不要譏笑我們;指導我們,不要猜疑我們。不過,大江學會存在的時間並不長,《大江》雜誌也只出了一期,但我們從羅隆基所闡述的大江學會的宗旨可以看出,當年那些由清華放洋的留學生,在美國並沒有停止思考,也並沒有因為遠離故土就不再關心自己祖國的事,他們對於自己當年在清華的活動有很深刻的反省。大江學會的成員多數是當年清華學生運動的主力,他們的反省來得較早,當時羅隆基和聞一多他們都不過二十五六歲左右,在這樣的年紀,能及早地反省剛剛過去的清華生活,實屬不易。對於羅隆基在大江學會的這一段經歷,20世紀40年代末,梁實秋在他的《羅隆基論》中曾有過這樣的評價:“羅隆基本是一個很單純的愛國主義者。他在外國讀書的時候,眼看着華僑受外人欺侮,他自身也感到外人的歧視,尤其是在以種族偏見最深的美國為尤然,所以他很自然的成為一個愛國主義者。他和他的朋友們,便組織了一個'大江會',宣言是他主稿的,裏面有這樣的字句:'任何國家,苟其國民之國家觀念不發達者,必被帝國侵略主義所殲滅。任何國家,苟不託命於國家主義之下者,必為帝國侵略主義所淘汰。''中國目前之變亂,其要因為何?曰:外人之陰謀耳。進言之,外人帝國侵略主義之陰謀耳。''我中華民族愛和平,我中華民族更愛人道,我中華民族主親善,我中華民族主正義。為人道而奮鬥,我們不惜殺身以成仁,為正義而拒爭,我們不惜捨身而取義。先國家而後一切,舍國家外願犧牲一切,以求中華民族之自由獨立與統一,是則我輩之所願也。'”[2]聞一多在美國的時候,和羅隆基的思想很相近,可以說那時他們都是國家主義者,並且他的國家主義建立在愛國這一點上。縱觀聞一多的一生,他的這個底色一直沒有變,無論他後來的思想發生了多麼大的轉化,他本人一直都是個愛國的知識分子。聞一多從美國回來以後,一直過着學者和詩人的生活,基本是一個書齋型的知識分子,並且因為生活非常安定,他那時對他的老朋友羅隆基依然那樣熱心政治還很反感,他又回到了他的青年時代。嚴格而論,聞一多那一代留學美國的清華學生,思想上並不僵化,他們也都曾激進過,但當他們從美國回來,多數人早已對自己青年時代的激進思想進行了清理,這大概也是大江學會成員後來多數棄政治而改就學術一途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