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上詩壇(2)

1920年9月，聞一多在《清華周刊》發表了他的第一首新詩《西岸》，之後大約又發表了六首。那時，他還編了一本自己的詩集《真我集》。聞一多積极參加文學活動也就是在“五四”運動前後這一段時間裏。他與梁實秋合作的《〈冬夜〉〈草兒〉評論》就是以清華文學社的名義出版的。說是出版，其實就是自己印出來。聞一多生活的時代，是一個文化上相對來說還可以自由選擇的時代，如果一個青年想在文學上有所作為，他可以有許多方法，而不要受社會的各種束縛。“五四”時期是一個人才輩出的時代，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中最優秀的一批人幾乎都出現在那一時期，除了個人的原因外，政治和文化上的相對自由，應該說是“五四”時期的一個基本特點。文化上的相對自由就是一個人可以有多種選擇，此路不通，就另選他途。從這個角度講，聞一多在20世紀40年代的變化與他是“五四”運動的產兒有關，因為一個人青年時代的生活，在人的一生當中影響很大。出身清華、經歷過“五四”時代的聞一多，享受過相當的自由和民主，因此，一旦社會環境出現逆轉，他是不能忍受的。《〈冬夜〉〈草兒〉評論》的出版，可以說是青年聞一多經歷的一次言論自由的體驗。梁實秋回憶說：“這一篇文章的底稿交由吳景超抄了一遍逕寄孫伏園主編的《晨報》副刊，不料投稿如石沉大海，不但未見披露，而且原稿也屢經函索而不退回。幸虧留有底稿。我索性又寫了一篇《〈草兒〉評論》，《草兒》是康白清的詩集，當時與《冬夜》同樣的有名，二稿合刊為《〈冬夜〉〈草兒〉評論》，由我私人出資，交琉璃廠公記印書局排印，列為‘清華文學社叢書第一種’，於十一年十一月一日出版。”[10]可以想像聞一多他們那時做事的方式，如果沒有那樣的歷史條件，聞一多和梁實秋他們想在文壇出頭實屬不可思議。聞一多常說“五四”運動給他的印象太深，這也是不難理解的，那個“深”恐怕不是別的，就是“五四”時代自由和民主觀念的深入人心和它在道義上的不可懷疑。這也因此成了聞一多那一代知識分子的一個情結，青年時代了解的自由和民主的深意，不僅成了他們那一代知識分子的理想追求，而且成了他們的道德信念，也就是說，在聞一多那一代知識分子看來，不自由不民主的生活是不能想像的。聞一多於1922年去美國留學后，最先向《創造》等雜誌投稿。他也是個性情中人，因為喜歡郭沫若的《女神》，所以很想和創造社的人建立聯繫。那時，他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儘快出版自己的詩集。他急於出版自己的詩集有兩個意思：一是他想通過出版詩集能在經濟上有所收益；二是儘快在文壇上立足。當時，在美國的他給父母寫信說：“我現在極想從著作中找點經濟的發展，一樁這是我對於家中應盡的義務，二樁我的程度如今可算很夠了。舒天弟底成績我很羨慕，但我並不懷疑我自己的造詣很屬特殊。《紅燭》我期於明年出版。我希望定有點收入，雖是我的希望並不很大。”[11]青年聞一多對於經濟的考慮也是我們分析他在20世紀40年代發生變化的一個重要視角。從聞一多青年時代寫給他父母的信中我們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對經濟問題很敏感的人，由於對家庭有非常強的責任感，他對自己的要求很高，他渴望早日承擔起家庭的責任。聞一多留美之前，已經成了家，而且也是遵父母之命完成自己的婚姻的，在這一點上，他也有過痛苦，但最終還是從了父母。這或許就是“五四”時代知識分子的歷史命運，亦即我們常說的，他們在思想上現代，而在行為上卻很保守。魯迅、胡適都是這樣的人。聞一多對於經濟問題的關注，可以從兩個方面分析：第一，他在美國時，經濟上已經不是很寬裕，時常向梁實秋借錢，可見，雖然聞一多也出身鄉紳之家，但他的經濟情況卻並不怎麼富有；第二，他是一個在經濟上較早有了負擔的人。對於一個在外的留學生來說，這些都難免不會在聞一多的心理上產生一些影響。他曾對他的父母說：“大概在《紅燭》未能出版以前，我省下的錢不能寄回。《紅燭》賣的錢同他種著作底收入，統歸家中子弟教育費用之用。請家中不要着急，書獃子快要收利錢了！孝貞計應分娩矣。千萬須為伊雇乳母，以名分伊讀書之工。”[12]由此可見，聞一多在美國急於出版詩集的意圖非常明確，他說過：“我決定歸國后在文學界做生涯，就必須早早做個名聲出去以為預備。多半三年（美術學院畢業）我即歸國，‘未雨綢繆’未為過也。”可見，他那時想的就是“立刻將《紅燭》送出去，不然我以後的著作恐怕不容易叫響”。為了出版《紅燭》，聞一多可以說是費盡了苦心，他先是托他的十哥到亞東和泰東書局打聽在那裏印新詩集有些什麼辦法，諮詢如果作者在他們那裏出書，他們能否同作者分任印費，或替作者完全承擔印費，將來的收入少分一些給作者。他還告訴他們，到亞東就問《草兒》《冬夜》《蕙的風》是用什麼辦法出版的，到泰東就問郭沫若的《女神》是如何出版的。為了能“早早做個名聲出去”，聞一多對詩集《紅燭》做了非常精心的安排。首先，他要在作品的數量上顯得比別人多一些，他說：“屢經刪削，尚余百零三首。以首數言，除汪靜之《蕙底風》，無有多於些者。”為了讓詩集更好，聞一多還請他的朋友梁實秋幫他選擇。他還想讓梁實秋為他的詩集寫序，因為他那時還請不到更有聲望的人來給他寫。他在給梁實秋的信中說：“我想想我們很可憐，竟找不到一位有身價的人物替我們講幾句話，只好自己互相介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