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的囚徒後記

科學界有幾種欺詐行為，很少有人知道，除非是熟知就裏的內行。……這些行為可以分類，冠以欺騙、造假、修正數據和篡改資料之名。……他們(我們這些從事科學研究的人)可以確信：他們所發現的每一個事實，他們所完成的每一項好的實驗，都會立即被人重複、論證和評說。--查爾斯·巴比奇(CharlesBabbage，1830年)在科學研究中公然的欺詐很罕見。此外，在科學上，也不可能有完美的犯罪，沒有永久無法偵破的謀殺，因為沒有限制法令，人們可以一直追究下去。凡是重大課題，或遲或早，其實驗都會被重複，其理論必定會受到其他人的檢驗論證。儘管如此，本書描述的並不是一個黑白分明的問題，它描述的是一個比較灰色的領域，我們科學家在這個領域有時候會自覺或者不自覺地迷失。原創科學——托馬斯·庫恩稱之為“範式科學”——通常都涉及構想一個假說，這一假說必須能夠通過實驗證實。這種假說在提出來的時候，往往看上去非常完美，顯而易見，我們因此認為肯定正確無誤。我們會設計一項實驗去證實它；結果似乎也支持我們的設想。我說的是似乎。有時候，會有一些不一致的數據顯示出來：8點中有2點不在一條直線上，7個實驗中有一個疑點不能成立。我們把它歸咎於實驗的易變性，或者統計學上的偏差。這些是科學上不可避免的情況。於是，我們發表了經過處理的結果。論文引起了轟動，同事和競爭對手競相重複我們的研究，用其他方法去測試驗證。“正常的科學”佔了上風，我們的範式在聖殿裏贏得了一席之地。假如我們的洞察力深邃，我們的推理無懈可擊，那麼修改數據從道德上來說又該如何解釋呢？150年前，英國數學家查爾斯·巴比奇注意到這種行為，他嚴厲譴責了這種不軌行為。當然這種現象由來已久：孟德爾肯定這麼做過，艾薩克·牛頓爵士也可能做過，毫無疑問，弗朗西斯·培根本人，也曾以超越真實的眼光，修飾過他的數據資料。可我們的合作者，我們的學生如何呢？他們因此受到感染了嗎？我們是否由於無視榜樣的作用而加倍玷污我們所信奉的原則？科學是對於真理孜孜不斷的追求，科學界也是一個社會團體，有自己約定俗成的規矩，有自身的社會合同契約。科學精英這種職業上的越軌行為會對科學文化造成什麼樣的危害呢？這類灰色的問題正是我想在這部小說中揭示的。然而我不能夠，也決不會，按照一般的做法明確聲明不承擔責任，說書中所有的人物都是虛構的，所有與真實情況相一致之處都僅僅是巧合。這也不是一本科幻小說。例如，基本上所有關於昆蟲的細節都是真實的：雄性蠍蛉真的表現出易裝癖(異性模仿)行為，雌性汗蜂的性行為確實受到一條化學貞節帶的影響；信不信由你，根據魯珀特·默多克的論文發表之前的一項實驗證實，《華爾街日報》真的會阻止無翼小蟲的性成熟，導致一種昆蟲夭折，而倫敦的《泰晤士報》卻無礙。本書雖然是虛構的科學故事，卻有一個例外，故事中所描述的科學事實都是真實的。康托教授、傑里邁亞·P·斯塔福博士和塞萊斯蒂娜·普賴斯，以及其他許多次要人物，諸如格雷厄姆·勒夫金教授、庫爾特·克勞斯和瓊·阿德利（原姓亞德利）都是我虛構的。在我的書中，瓊·阿德利將名字從亞德利改變成現在這樣，以便爬到作者署名的前面，這確有事實根據。我的確有一位科學界的熟人，通過法官的筆，跳躍了20個左右的字母跑到了前面。誰能夠保證康托、斯塔福和其他人在現實生活中根本不存在呢？在我40多年的研究生涯中，我遭遇了在各種偽裝下的這種人物。除此以外，其餘大多數名字都是一些真實的人物：那些獲得過諾貝爾獎桂冠的人；哈佛大學教授中的有機化學教授，名聲卓著的科學家麥康奈爾、中橋、羅洛夫斯、羅勒、斯托克和威廉斯；《科學》雜誌的科什蘭和《自然》雜誌的馬多克斯等編輯。我曾經遇見過所有這些人，其中有些人還是我的摯友。我讓他們出現在書中決無他意，純粹是因為我仰慕他們的成就和人品。發表、優先權、作者的名字排列、雜誌的選擇、大學裏的終身職位、為研究工作等從基金或贊助人處申請獲得捐款的本領、諾貝爾獎、對他人的挫折幸災樂禍，這些是當代科學的靈魂和輜重。為了要說明這些，我安排康托和斯塔福研究一個完全虛構的腫瘤發生理論。像小說中的斯塔福和康托那樣，在幾個星期或者幾個月裏面通過一兩個簡單的實驗加以論證，提出令人信服的證據，這在現實里幾乎沒有可能。雖然他們的研究是編造的，但是，實驗室的背景、他們的道德倫理觀和抱負卻都是真實的，並沒有編造和誇大。作為一名從事科學研究的作者，我只有說服自己，他們（康托和斯塔福）的科研項目純粹是虛構的，才能夠深入描寫那些行為和態度。其實，這些比我們願意承認的情況更加常見。諾貝爾的囚徒卡爾·傑拉西著黃群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