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茨・卡夫卡――嚴厲的自審者(2)

１９０６年６月１８日，卡夫卡在布拉格的卡爾·費迪南特皇家德語大學被授予法學博士學位。卡夫卡從來沒有當律師的念頭——他只不過利用這一年作為緊張的考試后的喘息機會，並通過這個喘息機會尋找一個有工資的職位。因為他同父母達成了默契：一旦有了自己的收入，他不會多一天依靠父母的錢包過日子。而他父親對此並不理解，將他的這種舉動視為最不像話的無理取鬧。卡夫卡在日記中稱“寫作是祈禱的形式”。在尋找掙錢的職業時，卡夫卡認為，這個職位不得與文學有任何聯繫；以文學作為掙錢的職業在他心目中是剝奪文學創作的尊嚴的行為。掙錢的職業和寫作藝術應該絕對分開，二者的“混合”，比如記者的行業，亦為卡夫卡所否定——但他從不發表看法，而只是自己微笑着退縮，聲稱他自己“卻不能這麼做”。他的這種觀點給他的朋友馬克斯·布羅德的職業選擇也帶來了曠日持久的影響。卡夫卡和馬克斯·布羅德出於對藝術的尊重，在最可厭的、遠離藝術的、枯燥乏味的法律職業中翻來覆去地折磨自己，直至很久以後馬克斯·布羅德才走上了戲劇評論和音樂評論的道路，而卡夫卡在這一點上的嚴格態度卻是一種高尚的迷誤。１９０８年７月，卡夫卡在一個半國立的公共機構找到了合乎願望的職業。在這個崗位上，弗朗茨受到上司的青睞。但是事態很快就表明，他作了許多嘗試來分配時間，以使他自己酷愛的寫作不受影響，然而沒有成功。寫作需要有很多時間使創作力將執筆者帶入高漲的情緒，然而這短暫的下午總是使人想到明天將要在保險公司度過的荒涼的日子，在這段時間裏卡夫卡根本不能夠進入狀態；而馬克斯·布羅德也開始過類似的日子，也只有在投入最高度的精力和思想最高度集中的情況下才勉強可以進入這個狀態。於是惡劣的時期在他們倆面前展開了。在職業生活中，精神負擔日益上升，日益難以承受，有趣的或令人激動的插曲十分罕見。關於辦公室工作妨礙寫作的問題，卡夫卡在日記中寫得驚心動魄，全無補充的必要。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平常十分謙遜的人的一段表白，他必須掙扎一番才能弄出篇把公文，就像從自己身上撕下一塊肉一樣，然後“大吃一驚”地發現：“……我身上的一切都是為文學勞動而準備的，這種勞動對於我是一種奇妙的輕鬆，一種真正的活力的表現；而在這辦公室內，起草一篇該死的文件卻必須從我有能力享受這種幸福的軀體上活生生地奪去一塊肉。”１９１２年是卡夫卡最重要的一年，１月份，他寫了《生死不明的人》一書的頭幾章，此書後來題為《美國》。８月份，他與馬克斯·布羅德住在一起時遇到了他後來的未婚妻菲莉斯·鮑爾。９月２２日到２３日夜，他一氣呵成寫完了《審判》。１１月和１２月又寫出了《變形記》。卡夫卡在一夜之間寫出了《審判》之後，用這幾句話表達了他的歡樂心情：“充滿極度的緊張和歡樂，我不知道故事情節如何才能展開，彷彿我是在摸索着水前進一樣……如何描述每一件事情，對於每一件事情、對於那些最奇妙的幻想，如同有一團烈火在等待着它們……只有以這樣的方式，以這樣鍥而不捨的精神、這樣充分揭示**和靈魂的方式才能進行寫作。”卡夫卡一生訂了三次婚，三次都解除婚約，究其根本原因，乃是卡夫卡對家庭生活將毀掉他的寫作賴以存在的孤獨的恐懼。在他所鍾情的寫作面前，常人視為理所當然的婚姻其實毫無位置可言，而他個人，也不過是這古老的偉大事業心甘情願的祭品。從這一點上考量，他焚膏繼晷地寫作、又不斷地毀棄自己的作品的舉動，就超越了自厭和自虐，而達至大誠大勇的境界；他那卑微、晦暗、支離破碎的一生也因而獲得了一貫性和力量。卡夫卡１９２４年６月３日因肺病辭世，他曾在遺囑中要求摯友馬克斯·布羅德將他的全部手稿統統付諸一炬。所幸，布羅德沒有這樣做。內心的事情——走近卡夫卡卡夫卡的一生，似乎並沒有遭遇什麼大起大落，家境優裕，天資聰穎，不管是在學業或工作方面，還是在情場或文壇上，他都算得上順利，甚至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比較幸運的。然而，在這些平淡無奇的生活表象下面，其實是一個衝突、敏感、不夠安分的內心世界；在他不動聲色的雙眸後面，掩藏着驚恐、無助甚至絕望。他說：“我的職位對我來說是不可忍受的，因為它與我惟一的要求和惟一的職業，即文學是相抵觸的。由於我除了文學別無所求，別無所能，也別無所願，所以我的職位永遠不能把我搶奪過去，不過也許它能把我完完全全給毀了。”這是一個藝術靈魂的喃喃低語。他同時被推到了兩條戰線上，既要與現實交鋒，又要同藝術作戰，不可迴避的矛盾，一次次使他陷入茫然無助之中。他之所以忍氣吞聲地在現實俗務上花費那麼多時間和精力，其實正是為了儘可能地營造一份適宜生存的現實環境，以便更好地親近寫作。當一個人對一件事情的深愛，必須穿越另一件事情才能抵達的時候，我相信他的內心肯定充滿了酸楚與無奈。卡夫卡是這樣勸慰自己的：“無論什麼人，只要你生活的時候應付不了生活，就應該用一隻手擋開籠罩着你的命運的絕望……但同時，你可以用另一隻手草草記下你在廢墟中看到的一切，因為你和別人看到的不同，而且更多……”從這個角度來說，我理解了他筆下的“甲蟲”，理解了他的內心的衝突和絕望。他一方面在扭曲個性的殘酷現實生存條件下，不斷捍衛着“自我”，另一方面他又清醒地意識到，對於現實社會的一切，不管他怎樣地掙扎，終究都是無法與之抗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