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卉園圃萬紫千紅老闆愛情無地訴說(4)

不久，我收的蔬菜種類就開始“擴展”，生花生、生黃豆、生竽頭、生紅薯等我也一一收下來，再轉批出去。這樣，我這二老板舒舒服服地賺錢比我老公都要多。我收菜、收瓜達到一定的規模后，我就再也不滿足那種“守株待兔”式的小打小鬧了。於是在進一步了解海南的瓜菜市場時，三亞、陵水、萬寧很多的瓜菜基地便進入了我的視野。其實，想和這些瓜菜老闆做生意的人很多，不僅僅只有海口的商販，還有廣東湛江、佛山，甚至中原那幾個省都有人親自到海南打探行情，畢竟海南一年四季果瓜長熟，所謂的“反季節瓜菜”其實在海南就並不怎麼“反季節”，充沛的雨量，充足的日晒，濕潤的氣候和肥沃的土地，簡直是插上一桿扁擔都能發芽!到瓜田做生意的人找老闆，侃價錢，論作物的質量，一般都是打着小算盤，也就是說做生意的人——特別是做小生意的人一般都是太精明，幾乎沒有人願意吃一點虧。在這群精明過了頭的人中，我就敢說我自己是比較老實本分的一位了。當然我也要賺錢，但只要粗算下來有得賺就可以了，我並不把算盤打得那麼精細。在幾次進貨交易中，我就在幾個瓜田老闆那裏留有了口碑。而最叫台商鄧老闆感到的，是那年連天梅雨，他幾百畝瓜田被淹，成熟的冬瓜如果不及時收起來賣掉，就會爛掉。但這時來收瓜的生意佬們在一個廣東湛江人的召集下卻成了一個同盟並達成了一個協議，他們想趁機壓瓜價。我當時也在場，我感到這種乘人之危的做法不好。但在一伙人都贊同的情況我不好說什麼——也就是說，我即使反對也沒有用。一來我收瓜的能力有限，不屬於大宗生意；二來我一個女人，號召力也有限；三來，在利欲熏心的商界，你若是發點良知良心什麼的，大多會被人嘲笑。我能做的也就是盡量多收一點瓜。而且在眾商家大肆對瓜主壓價時，我仍主動按既定的價錢支付。還有，在瓜田冒雨搶收冬瓜時，我並不像其它客商一樣，只收進倉庫晾乾了的瓜。當我叫拉瓜司機把車開到田頭，現場裝上被雨水滲過的瓜時，在現場的鄧老闆就感動不已了。面對我的“義舉”，知道，這一“疊滿”，肯定要大大超過既定的噸數。這種誠信，一般是相互回報的。我當然不能趁占人家的便宜，於是把瓜拉到海口后，我連夜在租用的倉庫中過磅，多出的近兩噸瓜，我次日就給鄧老闆補足了款項。除此之外，我還應鄧老闆的請求，在秀英碼頭附近代他低價租下了五間改裝過的倉庫，及時把被雨澆的瓜搶收進來，並四處幫他聯繫買主，最終使他的損失減少到最小的程度。感到至極的鄧老闆握着我的手，眼睛發紅，他強忍着淚水，卻說不出一句話。再過幾天，他就正式地給我送來一張聘書，聘我為他的“永隆熱帶農業開發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說實話，接到這張聘書前我是一點思想準備也沒有，於是我就和老公商量。我老公這時候已經不是靠蹲在街邊等着人家叫去裝沙或做零工“盲流”了，他憑一身牛勁，給江蘇一家建築公司當拌漿工，由於勞動態度好，所以當了雜工班班長。應該說他也還是有進步的，但和我比起來就差遠了。我馬上就任的“副總經理”年薪是十二萬，這哪裏是一個建築隊的雜工班長所能比的啊!但我老公似乎並不特別為我的“走運”而高興，他只冷冷問了一句：“這麼說你就要到三亞去給台商老闆當管家嗎?”我當然明白男人的醋意，於是在和鄧老闆回話時也談了種種顧慮。鄧老闆是個爽快人，馬上答應我說連同你老公一起過來，我這裏還要用人，過來再說。我把那意思轉告老公，老公態度就好一些了，但他捨不得那雜工班班長的職務。所以就叫我去上班吧，他先干一段再說。至於我們帶來海口的女兒，本來我早就送她進託兒所了，我帶着是不方便的，但為了使他安心，或者說是為了使他對我放心，我就把女兒帶到三亞永隆農業基地來了。那時你來到瓜田聯繫參觀時，剛好我上任不久，接待你們這批作家採風之前，我還接待過多個檢查團。鄧老闆嘛，人並不小氣，儘管他對我們參觀團、檢查團的種種做派不滿，經常議論、批評，但具體到每個團來，幾乎都是滿載而歸，而學生來參觀，他還交待我說，請有關檢疫部門對挑選出來的瓜進行檢查，免得給學生吃下去造成什麼不測，這還可以看出他的責任感。但到你們作家參觀團來時偏偏就不湊巧了，這事我在前面說過，是他有了一肚子氣，那氣全是這些貪得無厭的村民們給挑起來的。你想想這個嶺坡一下子冒出二百多座墳頭需要“遷墳補貼”，換誰都一樣心裏窩火。最令鄧老闆感到麻煩的是，他這個時候恰恰在台灣有一個官司，什麼官司他沒有對我說，他只說需要回去協助律師掌握實情準備開庭。這樣，他在離開海南前就把處理這些“墳地”搬遷問題委託我全權處理。說實話，當時處於這種無奈境地的鄧老闆基本上是認賠了。他對我說：“你隨便核准一下，就給他們輸吧，這地頭蛇的事，我們惹不起，也躲不起，就認了吧，反正就多支付六十來萬罷了。”正是鄧老闆委我處理這件事，給了我一個展示能力的機會，他無論如何都想不到，我能把這件事處理得如此乾淨、利索，一點毛病也沒有。而且還能給公司把六十萬元給節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