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麗的時裝裹住軀體也裹了愛情的謊言(1)

在人類，先有勞動還是先有愛情，應該是關於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爭論的翻版。筆者小時候讀過的通俗政治讀本這樣告訴筆者：人類通過勞動產生愛情，又通過相愛來促進勞動的積極性。長大之後，筆者對少年所受教育感到困惑，不勞動的人就沒有愛情了嗎？而筆者還因為談戀愛被批判過，指責筆者談情說愛影響了勞動。非經院學者戲稱：男人的文明是從勞動開始的，女人的文明是從愛情開始的。這應該是一段調侃的話，可也並不是荒謬到不可接受。筆者更戲稱：男人用勞動改造世界，女人用時裝改造愛情。於是，當一個用愛情改變了自己命運的服裝廠女老闆製造出美麗的時裝包裹住自己的軀體，又無可奈何地包裹住愛情的謊言時，筆者再一次發現了以往愛情哲理的悖論。從她的裝束上，筆者已經看不出毛小妹身上溫州小鎮女性的質樸了，但從她的談吐中，所謂走出農田的農家女的本分還依舊存在。她不艷麗，可很耐看，這大概是由於江浙女子身材苗條，皮膚白嫩的關係。三十三歲的億萬富姐並沒有改變她的基本性格，起碼她不像一些還遠不是富婆的女人那樣虛張聲勢，咄咄逼人，這大概又和她只上了六年小學有關係。她的杭州彩蝶服裝廠離風景秀麗的西子湖還有一段距離，應該算是杭州的郊區了，可這裏依然綠樹成蔭，點綴着棟棟已經富裕起來了的農家小樓，這些小樓絕非海口市區內那些千篇一律、貼着低檔瓷磚、一棟緊挨一棟、被自豪地稱為別墅的低層建築，而是風格各異，色彩不同，高低不一，錯落有致。遠遠望去，可見六和塔高高聳立，成群的鴿子在塔尖繚繞。她的廠房並不高大，和筆者曾到過的重型機器廠不能同日而語。但整個廠區有如花園，乾淨整潔，尤其是車間內，完全能夠用一塵不染來形容，最時髦、最性感的女性內衣和千奇百怪的女性時裝從這裏源源不斷地走向市場，去領導中國的時裝新潮流，也為拉動內需貢獻着力量。她是在辦公室里和筆者進行交談的。她的辦公室分為兩個區域，一半是現代化的，豪華裝修，紅木傢俱顯示着典雅高貴，一排青銅模特做出各種造型；另一半則是近乎原始的，紅磚牆，三合土地面，一張老式方桌和一張高凳，一台老式腳踩縫紉機和一個用煤爐子加熱的熨斗。她用這種方式涇渭分明地詮釋了她人生兩個截然不同的階段，而筆者只能認為這叫憶苦思甜。我過得很好，起碼在別人眼裏我過得很好，很風光。我是政協委員、青聯常委、婦聯常委、區人大代表、省民營企業家協會副會長、女企業家協會副會長、全國時裝研究會常務理事全國婦女問題研究會副秘書長，還有什麼兒童的、少年的、文藝的、街道的、法律的等一些群眾團體的頭銜，要是都印在名片上，起碼五面才印得下。這都是榮譽，說明社會看重我，我也不能辜負這些看重我的領導，為社會多做貢獻唄，該捐款就捐款，該出席什麼儀式就出席什麼儀式，該送禮就送禮，該請誰出國考察就請誰出國考察，無非就是花點錢。按我們那地方的習慣，有錢不花在社會身上，也得送廟裏去，給菩薩花，重塑金身嘛，積個陰德。我的錢不是祖上留下來的，也不是搶銀行搶來的，完全是趕上好時代了，社會給了我好機會，讓我靠個人能力掙來的。所以，要回報社會，回報這個時代。我是真正的農家妹子，只讀了小學，就回家干農活了，什麼養豬、餵雞、插秧、打柴，我都干過，空閑時，還學着刺繡，就是給縣裏服裝廠做的出口服裝和被面上綉上花草鳥獸或古代仕女。到了十六歲的時候，我爹給我說了兩條路，一是嫁人，二是出去學一門手藝，都是因為家裏不再養我了，我家五個女孩，他想養也養不起。那時是1984年，我們溫州出去打工的已經不少了，但大都是男人做小買賣，少數女孩子是去大城市裏擦皮鞋。我想了一晚上，做小買賣不太可能，因為我家沒本錢，擦皮鞋我不願意，因為我聽說那些女孩子白天乾的是擦皮鞋的營生，晚上是陪做小買賣的男老鄉睡覺，跟不喜歡的男人睡覺，打死我都不幹。我跟爹說，我去學一門手藝，溫州裁縫多，做衣服的師傅在全國都小有名氣，我就學裁縫，學好了，以後開個裁縫鋪，自己吃飯沒問題，嫁人的事我想都不願想。我娘說我心野，我爹不在乎我幹什麼，反正不在家吃飯就行了。結果，我爹托親戚在溫州找了個師傅，說好了管吃管住，不給工錢，學三年，出徒以後另立門戶。我一想，出徒我才十九歲，二十五歲嫁人，還可以自自在在地過六年，六年，什麼變化都可能發生，什麼機會都可能出現，所以我挺愉快地離開了我們那個小村莊，來到了溫州市。溫州是個老城市，但它出名是在文化大革命後期，上面批判它資本主義尾巴泛濫，其實就是搞小買賣的多，還走私從台灣運來的布匹。我到溫州的時候，幾乎家家都有人做小買賣，懂得提高利潤率的人則用走私來的布匹加工成衣服，能賺到更多的錢。我去當學徒的那家裁縫鋪就干這個，我師傅三十歲，個子不高，白白凈凈的，人也挺溫和，不像傳說中的師傅對徒弟非打即罵，而且在傳授手藝上一點都不保守，不知為什麼，我覺得自己理想中的男人就應該是他這個樣子。這可能是因為我一直在農村裡生活，見過的男人都是像我爹那樣兇巴巴的，只會欺負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