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2)

據說從六月一日起，天天如此。到北大來朝拜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人，像潮水般湧進燕園。在“馬列主義”信徒們眼中，北大是極其神聖，極其令人嚮往的聖地，超過了麥加，超過了耶路撒冷，超過了西天靈鷲峰雷音寺。一次朝拜，可以滌除身體上和靈魂中的一切污濁，一切罪孽。來的人每天有七八萬十幾萬甚至幾十萬。先是附近學校里的人來，然後是遠一點的學校里的人來，最後是外地許多大學裏的人，不遠千里，不遠萬里，風塵僕僕地趕了來。本地的市民當然是當仁不讓，也擠了進來湊熱鬧，夾在裏面起鬨。這比逛天橋要開心多了。除了人以外，牆上，地上，樹上，還佈滿了大小字報，內容是一邊倒，都是擁護“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的。人的海洋，大字報的海洋，五光十色，喧聲直上九天。我在目瞪口呆之餘，也擠進了人群。雖然沒有迎接，沒有歡迎；但也沒有怒斥，沒有批鬥，沒有拳打，沒有腳踢。我以一個自由人的身份，混入人海中，暫且逍遙一番。一同回來的那一位總支書記，處境卻不美妙。一下車，他就被革命小將“接”走，或者“劫”走。接到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他是欽定的“走資派”，罪有應得。從此以後，在長達幾年的時間內，我就沒有再見到他。我在外文樓外的大牆上，看到了一大批給他貼的大字報，稱他為“牧羊書記”，極盡誣衊、造謠、無中生有、人身攻擊之能事。說他是“陸平的黑班底”，保皇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驍將，急先鋒。陸平的日子當然更為難過。他是馬列主義大字報上點了名的人，是禍首罪魁，是欽犯。他的詳細情況，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他被“革命”群眾揪了出來，日夜不停地批鬥，每天能鬥上四十八小時。批鬥的場所一般就在他住的地方。他被簇擁着站在短牆頭上，下面群眾高呼口號，高聲謾罵。主持批鬥的人羅織罪名，信口開河。此時群情“激昂”，“義憤”填膺。對陸平的批鬥一時成為北大最吸引人的景觀。不管什麼人，只要到北大來，必然來參觀一番。而且每個人都有權把陸平從屋子裏揪出來批鬥，好像舊日戲園子裏點名角的戲一樣。我自己怎樣呢？我雖然已經意識到，自己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但是還沒有人來“接”我，我還能住在家裏，我還有行動自由。有人給我貼了大字報，這是應有之義，毫不足怪。幸而大字報也還不多。有一天，我到東語系學生住的四十樓去看大字報。有一張是給我貼的，內容是批判我的一篇相當流行的散文：《春滿燕園》。在貼大字報的“小將”們心中，春天就象徵資本主義；歌頌春天，就是歌頌資本主義。我當時實在是大惑不解：為什麼古今中外的人士無不歡迎的象徵生命昭蘇的明媚的春天會單單是資本主義的象徵呢？以後十幾年中，我仍然不解；一直到今天，這對我仍然是一團迷霧。我的木腦袋不開竅，看來今生無望了。我上面說到，姚文元的那一篇批判《海瑞罷官》的臭文，深文周納，說了許多歪理。後來批判“三家村”的《燕山夜話》等著作，在原來的基礎上又有了發展。看來這一套手法是有來頭的，至少是經過什麼人批准了的。後來流毒無窮，什麼“利用小說反黨”等等一系列的“理論”依次出籠，滔滔者天下皆是矣。我的政治水平，並不比別人高。我也是虔誠信神的人。但是，有一點我是清楚的：我文章里的春天同資本主義毫不相干。我是真心實意地歌頌祖國的春天的。因此，我看了那一張大字報，心裏真是覺得憋氣，不由自主地哼了一聲。這一哼連半秒鐘都沒有用上，孰料這一哼竟像我在南口村談姚文元的文章一樣，被什麼隱藏在我身後的人錄了下來（當時還沒有錄音機，是用心眼錄下來的）。到了後來，我一跳出來反對他們那一位“老佛爺”，就成了打向我的一顆重型炮彈。反正我此時還是一個自由人，可以到處逍遙。這時的燕園比起六月四日來，其熱鬧程度又大大地增加了。那時候，許多邊遠的省份，受到了千山萬水的阻隔，沒有能趕到北京來，朝拜北大這一塊“聖地”。現在都趕來了。燕園在平常日子看上去還是比較遼闊的。但是，在這“八方風雨會燕園”的日子裏，卻顯得極其窄狹，極其渺小。山邊樹叢，角角落落，到處都擠滿了人。我這渺小的人，更像是大海中一滴水，太倉中一粒米了。據我的觀察，這一階段，鬥爭的矛頭是指向所謂“走資派”的。什麼叫“走資派”呢？上至中央人民政府，下至一個小小的科室，只要有一個頭頭，他必然就是“走資派”。於是走資派無所不在，滔滔者天下皆是矣。我政治覺悟奇低，我在當時一直到以後相當長的時間內，我總是虔心敬神，擁護“文化大革命”的。但是，每一個單位必有一個走資派，我卻無論如何也不能理解。每一個大小頭頭都成了走資派，我們工作中的成績是怎樣來的呢？反正我這個道理沒有地方可講，沒有人可講。既然上頭認為是這樣，“革命小將”也認為是這樣，那就只有這樣了。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嘛，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可憐我們虔誠地學習了十幾年唯物論和辯證法，到頭來成了泡影。唯物主義者應該講實事求是。當前的所作所為，是哪一門的實事求是呢？我迷惑不解。革命小將也決不可輕視。他們有用之不竭的創造力。北大的走資派在脖子上被掛上了大木牌，上面寫着這個走資派的名字。這個天才的發明就出自北大小將們之手。就像巴黎領導世界時裝的新潮流一樣，當時的北大確實是領導着全國“文化大革命”的新潮流。脖子上掛木牌這一個新生事物一經出現，立即傳遍了全國。而且在某一些地方還有了新的發展。掛木牌的鋼絲愈來愈細，木牌的面積則愈來愈大，分量愈來愈重。地心吸力把鋼絲吸入“犯人”的肉中，以致鮮血直流。在這方面北大落後了，流血的場面我還沒有看到過。但是“批鬥”的場面我卻看了不少。如果是在屋中，則走資派站在講台上，低頭掛牌。“革命”群眾坐在椅子上。如果是在室外，則走資派站在椅子上，牆頭上，石頭上，反正是高一點的地方，以便示眾，當然是要低頭掛牌。我沒有見到過批鬥程序，但批鬥程序看來還是有的。首先總是先念語錄，然後大喊一聲：“把某某走資派押上來！”於是走資派就被兩個或多個戴紅袖章的青年學生把手臂扭到背後，按住腦袋，押上了審判台。此時群眾口號震天，還連呼“什麼萬歲！”主要發言人走上前去發言進行批鬥。發言曆數被批鬥者的罪狀，幾乎是百分之百的造謠誣衊，最後一定要上綱上到驚人的高度：反黨，反社會主義，反偉大領袖。反正他說什麼都是真理，說什麼都是法律。革命群眾手中的帽子一大摞，願意給“犯人”戴什麼，就戴什麼，還要問“犯人”承認不承認，稍一遲疑，立即拳打腳踢，必至“犯人”鼻青臉腫而後已。這種批鬥起什麼作用呢？我說不清。是想震懾“犯人”嗎？我說不清。參加或參觀批鬥的人，有的認真嚴肅，滿臉正義。有的也嘻嘻哈哈。來自五湖四海的到北大來取經朝聖的人們，有的也乘機發泄一下迫害狂，結果皆大歡喜，人民大眾開心之日果然來到了。這種“先進”的經驗被取走，轉瞬之間，流溢全國。至於後來流行的“坐噴氣式”，當時還沒有見到。這是誰的發明創造呢？沒有人研究過，好像至今也還沒有人站出來申請專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