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1)

《牛棚雜憶》寫於一九九二年，為什麼時隔六年，到了現在一九九八年才拿出來出版。這有點違反了寫書的常規。讀者會懷疑，其中必有個說法。讀者的懷疑是對的，其中確有一個說法，而這個說法並不神秘，它僅僅出於個人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一點私心而已。我本來已經被“革命”小將—其實並不一定都小—在身上踏上了一千隻腳，永世不得翻身了。可否極泰來，人間正道，浩劫一過，我不但翻身起來，而且飛黃騰達，“官”運亨通，頗讓一些痛打過我，折磨過我的小將們膽戰心驚。如果我真想報復的話，我會有一千種手段，得心應手，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夠進行報復的。可是我並沒有這樣做，我對任何人都沒有打擊，報復，穿小鞋，耍大棒。難道我是一個了不起的寬容大度的正人君子嗎？否，否，決不是的。我有愛，有恨，會妒忌，想報復，我的寬容心腸不比任何人高。可是，一動報復之念，我立即想到，在當時那種情況下，那種氣氛中，每個人，不管他是哪一個山頭，哪一個派別，都像喝了**湯一樣，異化為非人。現在人們有時候罵人為“畜生”，我覺得這是對畜生的污衊。畜生吃人，因為它餓。它不會說謊，不會耍刁，決不會先講上一大篇必須吃人的道理，旁徵博引，洋洋洒洒，然後才張嘴吃人。而人則不然。我這裏所謂“非人”，決不是指畜生，只稱他為“非人”而已。我自己在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時候還虔信“文化大革命”的正確性，我焉敢苛求於別人呢？打人者和被打者，同是被害者，只是所處的地位不同而已。就由於這些想法，我才沒有進行報復。但是，這只是冠冕堂皇的一面，這還不是一切，還有我私心的一面。了解“十年浩劫”的人們都知道，當年打派仗的時候，所有的學校、機關、工廠、企業，甚至某一些部隊，都分成了對立的兩派，每一派都是“唯我獨左”、“唯我獨尊”。現在看起來兩派都搞打、砸、搶，甚至殺人，放火，都是一丘之貉，誰也不比誰強。現在再來討論或者辯論誰是誰非，實在毫無意義。可是在當時，有一種叫做“派性”的東西，摸不着，看不見，既無根據，又無理由，卻是陰狠、毒辣，一點理性也沒有。誰要是中了它，就像是中了邪一樣，一個原來是親愛和睦好端端的家庭，如果不幸而分屬兩派，則夫婦離婚者有之，父子反目者有之，至少也是“兄弟鬩於牆”，天天在家裏吵架。我讀書七八十年，在古今中外的書中還從未發現過這種心理狀況，實在很值得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認真探究。我自己也並非例外。我的派性也並非不嚴重。但是，我自己認為，我的派性來之不易，是拼着性命換來的。運動一開始，作為一系之主，我是沒有資格同“革命群眾”一起參加鬧革命的。“革命無罪，造反有理”，這呼聲響徹神州大地，與我卻無任何正面的關係，最初我是處在“革命”和“造反”的對象的地位上的。但是，解放前，我最厭惡政治，同國民黨沒有任何沾連。大罪名加不到我頭上來。被打成“走資派”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是應有之義，不可避免的。這兩陣狂風一過，我又恢復了原形，成了自由民，可以混跡於革命群眾之中了。如果我安分守己，老老實實的話，我本可以成為一個逍遙自在的逍遙派，痛痛快快地混上幾年的。然而，幸乎？不幸乎？天老爺賦予了我一個犟勁，我敢於仗義執言。如果我身上還有點什麼值得稱揚的東西的話，那就是這一點犟勁。不管我身上有多少毛病，有這點犟勁，就頗值得自慰了，我這一生也就算是沒有白生了。我在逍遙中，冷眼旁觀，越看越覺得北大那一位炙手可熱的“老佛爺”倒行逆施，執掌全校財政大權，對力量微弱的對立派瘋狂鎮壓，甚至斷水斷電，縱容手下嘍啰用長矛刺殺校外來的中學生。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並不真懂什麼這路線，那路線，然而牛勁一發，拍案而起，毅然決然參加了“老佛爺”對立面的那一派“革命組織”。“老佛爺”的心狠手毒是有名的。我幾乎把自己一條老命賠上。詳情書中都有敘述，我在這裏就不再啰嗦了。不加入一派則已，一旦加入，則派性就如大毒蛇，把我纏得緊緊的，說話行事都失去了理性。十年浩劫一過，天日重明；但是，人們心中的派性仍然留下了或濃或淡的痕迹，稍不留意，就會顯露出來。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一多半是十年浩劫中的對立面，批鬥過我，誣衊過我，審訊過我，踢打過我。他們中的許多人好像有點愧悔之意。我認為，這些人都是好同志，同我一樣，一時糊塗油蒙了心，干出了一些不太合乎理性的勾當。世界上沒有不犯錯誤的人，這是大家都承認的一個真理。如果讓這些本來是好人的人知道了，我抽屜裏面藏着一部《牛棚雜憶》，他們一定會認為我是秋後算賬派，私立黑賬，準備日後打擊報復。我的書中雖然沒有寫出名字—我是有意這樣做的—，但是，當事人一看就知道是誰，對號入座，易如反掌。懷着這樣惴惴不安的心理，我們怎麼能同桌共事呢？為了避免這種尷尬局面，所以我才雖把書寫出卻秘而不宣。那麼，你為什麼不幹脆不寫這樣一部書呢？這話問得對，問得正中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