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手抄本代表作家張寶瑞訪談錄

訪談者：汪兆騫著名文學評論家原《當代》副總編輯

被訪人：張寶瑞當代著名作家文革手抄本《一隻繡花鞋》(梅花黨)、《葉飛三下江南》、《落花夢》等的作者電視劇《梅花檔案》的原著

汪兆騫：根據你的文革手抄本《一隻繡花鞋》改編的24集電視連續劇《梅花檔案》，最近在全國播出，引起熱烈反響。號稱“內地版《午夜凶鈴》”，是中國首部懸疑驚悚電視劇。據廣東省收視調查網最新調查顯示：《梅花檔案》最高收視率達到20。14點，平均收視率為18。1點。湖南經視播出《梅花檔案》一劇時，收視率最高點竟達到40個點。你作為原著作者如何看待這部電視劇？根據你的文革手抄本名著《一隻繡花鞋》改編的15集廣播劇《一隻繡花鞋》，被評為2002年中國廣播劇三等獎。

張寶瑞：這部劇無論從哪個角度都應該進入中國電視劇史，其基本原因：一是定位於中國首部懸疑驚悚電視劇，首先是思想觀念上的解放，是重大突破，是改革開放的結果。二是在文革時期流傳最廣的一部手抄本作品，幾乎家喻戶曉人人皆知。試想，經歷過那個文化飢荒年代的人有哪一個沒有聽說過梅花黨的故事？又有哪一個不知道繡花鞋是特務接頭的信物？我要感謝製作集體。

汪兆騫：電視劇對原著的改編大麽？

張寶瑞：比較大，但是基本上保留了文革手抄本的特色，如一幅梅花圖、太平間的秘密、五朵梅花、人體炸彈、白薇身體上的梅花圖等。如果完全按照原著去拍攝，費用太高，因為原著涉及梅花黨在大連、重慶、南京、北京、武漢、香港、台灣，甚至巴黎、仰光、吉隆坡、緬甸金三角等地方。

汪兆騫:你覺得文革手抄本的真正意義何在?

張寶瑞:有人說,手抄本猶如文革時期我們嚼過的玉米面窩頭和菜糰子,可是你們別小看這些菜糰子,就如同你們別小看了人類那些光着屁股的猿猴老祖宗一樣,當然這種比喻未必那麽恰當。你們想一想,從一九六六年開始的歷時十載的“文化大革命”，無疑是中國當代社會經歷的一場大災難、大破壞。一時間，文壇陷入萬馬齊喑、百花凋零的悲慘境地，連老舍這樣的優秀作家都跳了太平湖。但是一向富於反抗意識、想像力的中國人，不能容忍文化沙漠中長途跋涉的饑渴，於是民間口頭文學不脛而走，各種手抄本應運而生。誕生於“文革”這一特殊歷史時期的特殊歷史環境中的“手抄本文學”，是中國文學史乃至世界文學史上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在古代,因為印刷技術不發達,人們習慣於手抄文章,《西遊記》、《紅樓夢》等文學名著就是靠手抄在民間流傳的.而”文革”期間流傳的手抄本,則是對”四人幫”文化**主義的一種叛逆行為。由於當年手抄本基本不署名，而且在長期的傳抄中逐步被不同的人加工，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它實際上是一種群體勞動,一種自由文學創作，它反映了人們不甘被禁錮的思想和對人性、個性、情感的渴求和反思。正是這暗暗涌動着的充溢着蓬勃生命力的潺潺文化春溪，帶給受難而頑強的一代中國人精神上和情感上的博大情懷。我是老三屆老初一的畢業生,1969年3月進入北京鐵合金廠當爐前工,不久當生產班長。在班裏有十幾個人。我們是三班倒，上夜班的時候最難熬。我為了調動大家幹活兒的積極性，於是就給大家講故事。我現編現講，到該幹活的時候，就結一個扣子：“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哥幾個抄傢伙幹活了！”於是，大家吆喝一聲拿起工具開始幹活。冬天上夜班時，寒風呼嘯，爐前大火熊熊，火星四濺，全班十來個人圍坐在爐前聽我侃故事，風卷爐灰，我們都成了“雪人”。那時我所在的生產班組年年幾乎都是廠里的生產冠軍。我最初講的是梅花黨的系列故事，包括《一隻繡花鞋》、《綠色屍體》、《太平間的秘密》、《一幅梅花圖》、《金三角之謎》等，繡花鞋特務的接頭信物。這是描寫解放前後我偵察員與敵特鬥爭的故事。敵特梅花組織的每個成員都帶有梅花標誌，黨魁白敬齋有三個如花似玉的女兒，梅花組織第二號人物黃飛虎也有兩個風韻十足的女兒，號稱“五朵梅花”，手段各有千秋。當時的故事有的我寫下來,通過到內蒙古大草原插隊的哥哥，到西北當兵的表哥，到東北軍墾，山西、陝西插隊的同學，流傳到社會上。在初步統計流產的300多種手抄本文學作品中，我寫了20多部，至今仍保存着十多種手抄本原創手稿。我始終認為，這世間許多東西都可以沒有，但是偉大的文學作品和真實的歷史記載是不朽的！中國歷史上南北朝時期儘管發生兩次廢佛焚卷事件，但是隋末的有志僧人靜琬在北京京西石經山毅然發起石刻佛經運動，歷經隋唐遼金元明一千餘年，經數萬僧人的磨礪，終於完成石刻大佛經，成為世界佛教史上一件驚天動地的壯舉，北京石經山雲居寺也被譽為“北京的敦煌”。秦始皇可以“焚書坑儒”，“煙雨驪山君子仇，咸陽四百六十丘”，但“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司馬遷可以忍受宮刑，但是著出了輝煌的《史記》。李白可以不被唐玄宗重用，但是成為中國歷史上公認的最偉大的詩人！我覺得，着就是文革手抄本的真正意義所在！同時，我也是在手抄本的創作中成長起來，形成了在那種困難的境遇和重體力勞動的重壓下的精神動力，以至於在1978年以初一的文化基礎考取了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

汪兆騫：你覺得在文革中創作的20多部作品中最喜歡哪一部？

張寶瑞：1971年至1973年創作的《落花夢》，它流傳並不廣泛，但是它深刻，是那個失語時代的叛逆作品。

汪兆騫：我看過這部作品，我也想像不出這竟出自文革時期一個19歲的青年工人之手。首先它在故事情節上一反“革命文學”套路，而是筆隨性情、姿意而為，勾勒出一個光怪陸離的天國世界。金陵才子陳洪波前往東海尋找蓬萊仙境，卻在凄清悲涼的落花樓進入夢境。他在落花樓巧遇落花仙子駱小枝，兩人一見鍾情，於是偕伴同游天國。在遊歷聖人國、顛倒國、美女國、詩客國、名利國等天國列國時，中國古代文化典籍中出現的以及中國歷史上真實存在的帝王將相、隱者仙人、文人墨客、烈女蕩婦、奸臣匪盜一一出場，與陳、駱二人結下或敵或友的淵緣，引發了一系列讓人忍俊不禁、啼笑皆非的神怪故事。且不說整部小說情節上的荒誕離奇、跌宕多姿；幾乎所有古代文化名人、重要作品的主角人物都能在此書中找到一席之地。難以感嘆，文化禁錮時代竟能涉獵如此廣泛的封建“毒草”，這需要多麼大的勇氣和毅力。你創作“落花夢”時年僅19歲，一個19歲的青年，要想把中國浩翰天邊的古典文化濃縮到一個空間裏，既便這是一個沒有時空限制的獨特環境，沒有對文學的深度接觸是絕對不可能做到的。在那個文化禁錮的年代，沒有人敢把這麼一本匯聚眾多“毒草”的“毒物”昭之於眾，但並不意味人們因此而敬而遠之。事實上它卻成為那些深受文化饑渴之苦的人們重要的精神食糧。

張寶瑞：我認為《落花夢》是那個動亂年代不可言說的精神支柱，它更為眾多文學愛好者提供了與文學“親密接觸”的橋樑，這是“失語”時代不可忽略的言說。當站在某一個現時條件下看待往昔的文學史時，這個文學史的全部聲音、色彩、具象的實體運動等都已消失，剩下來的只有符號化凝固遺留的“痕迹”。汪兆騫：當自由的話語權被剝奪，主流話語用乾澀的聲調不斷地向人們佈道時，你只有求助於荒誕了。所以在中世紀，但丁用《神曲》來總結歷史，評價現實；而在“文革”時期的中國，就有了《落花夢》這樣的遊戲小說。它是一個19歲的爐前工在那個拒斥古典的時代，用整個傳統文化說的一個認真的遊戲。你彷彿拿着一個內能巨大的月光寶盒在歷史文學的時空中自由穿梭，和一位位歷史名人、文化名人甚至文學人物結一場絕古曠今的“鏡花緣”，讓逝去的或虛幻的面孔來聆聽你真實的呼喊，在現世的無言中與書中的相識在紙上同游……狂歡般的喧嘩都是你獨語的回聲，夾着亘古不斷的長雷滾滾而來，激蕩着你的身心，於是你嘗到了自由。而你筆下的古典又是着我之色彩的古典，在既定中率性因而荒誕，荒誕因其自由而真實。小說中全部的喜怒哀樂，生旦凈丑，究其微旨，不過是自由與真實罷了。而那個時代的文學最難得的，亦不過是自由與真實罷了。所以你選擇了古典，選擇了荒誕，也因此給這部奇書帶來了特殊的意義。我認為這部小說其一，用近乎完美的古典小說的外殼，從八字雙排的目錄到星羅棋佈的舊體詩詞，幾乎雜揉了所有類型的古典小說模式，這樣的一部小說出現在“文革”時期可以說為斷代已久的古典小說創作道路後續了一支香火，對於當代文壇的創作仍有相當的意義。此外，我國古典小說一向具有民間的色彩，反映着市民階層的趣味，而你則具有精英的文化修養。其二，這部小說在古典的外殼下，是不折不扣的荒誕的內容。不僅通篇都是“關公戰秦瓊”式的錯位，你還毫不手軟地玩耍顛覆着一切經典、模式和威嚴，九十年代我們看“大話西遊”會覺得新鮮、過癮但不會奇怪，但七十年代初一個中國青年工人寫了一本“大話全部古典”就有了非常先鋒性了。若說這是一部中國後現代主義小說的開啟之作，恐怕亦不為過吧。總之，這是部兼具閱讀價值與研究價值的作品。它讓我們看到30年以前古典的落花曾在地下悄悄地開放，荒誕的夢境比清醒更真實。

張寶瑞：首先，《落花夢》具有深刻的思想意義。早在那個時期就憤怒地鞭撻了“買官賣官”現象；可以說與當今社會的某些**現象如出一轍。枚千頌(諧音沒錢送)即使考官名列前茅，由於沒有錢賄賂主考官，結果名落孫山。考布尚(諧音考不上)雖然考績糟糕，因為有錢賄賂而當上了高官。作者詩云：“寒風落葉淚千行，滿腹才學滿紙香。無奈茅空官場落，只將考榜做錢箱。”招賢國燕昭王高築黃金台招賢納士，高度讚揚了燕昭王任人唯賢，批評了任人唯親的現象。“年紀大小，各有鵬程；高矮不均，各有本領。有背琴持囊，堂堂儀錶；有佩劍握囊，謙遜簡恭。有詩書滿腹，玉立婷婷。有心機滿腹，絲絲哭聲。這黃金台上，聚集着多少江湖賢客、山野逸民；這昭王腹中，藏着多少任人唯賢、賞罰分明！”《落花夢》對秦始皇有新的評價，秦皇反思過失，汲取教訓，在暴君國阿房宮高築擊築台，紀念當年高漸離刺殺之舉。

汪兆騫：因為根據你的原著《一隻繡花鞋》改編的電視劇《梅花檔案》在廣東、上海、重慶、湖南、湖北、東北等地播出，一路飆升，我還是想更多地了解一下它的創作背景，你能不能多談一些？

張寶瑞：應該說，我6歲到22歲時的舊居北京東城喜鵲衚衕10號大院對我的創作影響非常大。這是一個充滿神奇的地方。我的童年和少年時期就是在十號大院裏度過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那裏正是我創作《一隻繡花鞋》、《綠色屍體》等一系列梅花黨故事的源泉所在。十號大院是一個典型的北京四合院，一共是三進院落，住着十幾戶人家。院子雖然只有十幾戶人家，卻有三個精神病患者。他們一個屬暴力型，那是一個工廠的女工，有人誣告她偷了工廠的布，實際上她沒有偷，一下子就給刺激瘋了，瘋了以後經常在下雨天從屋裏跑出來，拿着菜刀，見人就砍；我記得他梳着短髮，兩眼發直，冒着綠色的凶光，臉上長滿了粉刺。一個屬政治型，他是塗家老太太的丈夫，經常罵**，後來瘋死了；還有一個屬青春型，也就十五六歲，看見你就笑，張着大嘴，挺可怕。環境造成了一種特殊的氣氛，給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在十號大院唯一的一幢兩層的建築就在我家的對面，女主人帶着兩個女兒和父母一起生活，她是女十三中的老師，別人都叫她王老師。對面的這幢灰色的二層小樓，對我來說是最神秘的地方。因為就在我家的對面，所以我總是注意觀察着王老師家的情況。但是，她家窗戶上的所有布帘子總是掛得嚴嚴實實的，一年四季都是一樣，外面的人根本無法看清裏面。王老師的父親是一個瘦弱的老頭，從來不說話。王老師的母親是一個每天都出去買菜的老婆婆，她駝背，從樓上下來的時候，把樓梯地板踩得嘎吱嘎吱直響，我一聽到這種奇怪的聲音，就忍不住出去張望。這些人，使十號大院充滿了神秘的感覺。在日後我創作《一隻繡花鞋》故事的時候，王老師的兩個女兒就成為了故事裏黃家姐妹的原型人物。左鄰唐家，住的是一條窄窄的院落。戶主原是開灤煤礦的資本家，他滿頭銀髮，長得威嚴陰險，這使我想起曹禺《雷雨》裏的那個周老闆。他的腰有毛病，經常拄着拐杖，在門前曬太陽。他有三個如花似玉的女兒，大女兒厚道謙和，二女兒是教師，文雅恬靜，三女兒很摩登，穿着時髦的裙子。唐家三姐妹成為我小說中白家三姐妹白薔、白薇、白蕾的原型人物。十號大院西臨一處西洋式建築，很神秘，院子有圍牆，圍牆上有鐵絲網，院子裏有花園，可以看見裏面的古槐樹和秋海棠，開花的時候，飄來淡淡的幽香，那種感覺美極了。西洋式建築的主體是一幢二層的小洋樓，有地下室，其實，這就是我後來創作《一隻繡花鞋》時描寫的梅花黨北京總部的原型建築。抗戰時是日本駐北平的領事館。解放后，有個副部長居住那裏。

汪兆騫：你對諾貝爾文學獎如何看？

張寶瑞：試想一個小里小氣諾諾唯唯的人怎麽能寫出氣勢磅礴的偉大作品，怎麽可能有大手筆？十年前詩人汪國真曾說向諾貝爾文學獎進軍，有的人還嗤之以鼻，但我覺得汪很可愛，他起碼還有這種勇氣。詩人北島跟諾貝爾文學獎擦肩而過；法籍華裔作家高行健拿到諾貝爾文學獎，自然使人驚喜，它畢竟是華人世界的驕傲，他得獎自然有它的道理和原因。但諾貝爾文學獎確實師出有名，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們智商並不低。

汪兆騫：我同意你的觀點，這牽扯到對文學的看法，你對文學究竟如何看？

張寶瑞：我始終認為，文學是人學，文學本身不能主觀地帶有宣傳色彩，真正偉大的文學作品應當是深刻地挖掘人性的作品，而不是附庸風雅無病呻吟之作。在中國文學史上，是李白、曹雪芹的成就大，還是周邦彥、柳永的影響大，當然是李白、曹雪芹。李白確實有過丞相夢，但他決不會為了得到這頂烏紗帽，媚顏屈膝於唐玄宗和權臣，“教我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最後浪跡江湖，與山水為伍。我的妻子是清代文學家、《聊齋志異》的作者蒲松齡的後代，2002年秋天，我專門到山東淄博老蒲的故居探訪，有意外的收穫。原來老蒲是手抄本的老祖宗，他當時守着一眼老井柳泉，燒了茶水，攔住過路人講故事和掏故事。他屢試不第，但我想他想當官是為了當一個好官，有所作為，而不是想當一個貪官。他雖然連一個科級的官也沒有當過，但他的名聲和貢獻要比他的同鄉擔任高官的王世楨還要大得多。

汪兆騫：我知道你上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陸續推出了9部長篇武俠小說，《八卦掌董海川》、《醉鬼張三》、《太極奇俠傳》、《東歸喋血記》……這9部小說結集為《中華武林長卷》，橫跨唐、宋、元、明、清、民國千餘年。梁羽生、蕭逸、劉紹棠欣然為你寫序，被人譽為“大陸金庸”。早在1990年，《醉鬼張三》就被香港與內地合作拍成了電影。最近這些年你又開始寫人生探討系列，寫當代文人的都市生活，銷量也非常好。你如何看這三種完全不同的創作？

張寶瑞：我的創作面比較寬。其實，我並不滿足於做“大陸金庸”，劉紹棠生前對我說，實際上中國文學的根子還是在大陸，大陸有極為深厚的文化沃土。拿破崙有句話：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這話有一定道理。1992年我突然暫時在武俠小說方面封筆，毅然轉向現代題材小說，我想更直接面對社會現實，進一步挖掘人性。近年來在繁忙的工作之餘，我創作了《你到底想要什麼？》、《人為誰活着？》、《老慶》等反映現實題材的長篇小說。在武俠的看法上，我與金庸是相同的。1995年，金庸來北京，我們相談甚投。港台二流以下的武狹小說作家我一概不見。儘管我和金庸的寫法不同，但我們都認為“武俠”二字中，俠比武重要，俠是靈魂，武是軀殼；俠是目的，武是達成俠的手段。打抱不平是小俠行徑，以天下為己任，才是大俠之舉。台灣的一些影視商、出版商看中了我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創作資源，計劃拍攝我的《中華武林長卷》，在金庸、梁羽生、古龍的資源殆盡之時，選擇我的資源算是明智之舉。當然我的創作資源還有《梅花檔案》懸疑驚悚系列、金薔薇文化沙龍深刻探討人生系列、後現代主義神話系列、中國佛教系列等等，文學藝術價值和市場效益都比較大。

汪兆騫：：你曾經做過八年新華社北京分社總編輯，如今又在新華出版社任副總編輯近三年，今後有什麼打算？

張寶瑞：首先要搞好本職工作，有句話叫干什麽吆喝什麽。我在出版社與同事策劃了金薔薇叢書，現已出版13部，反映很好，同時還在醞釀一些重大圖書選題。自1990年始，我創辦金薔薇文化沙龍，這是一個大型的文藝財經朋友聚會。14年來，總參與的人數數十萬人次，沙龍是各界朋友的人生聚會，是人才資源整合的交易所，是釋放壓力的溫馨空間，是人盡其才才盡其用創造價值的最好媒介。沙龍聚集了汪國真、司馬南、關雷、吳歡、劉湛秋、李春波、白伯驊、京梅等一大批優秀的知識分子和各方面的優秀人才。多年來以聯誼、研討、筆會、策化等各種形式，溝通信息，暢談友誼，探討人生，進行文化交流，為社會服務。我要把這個沙龍辦成當代中國最大的文化沙龍，同時也能獲得大批的出版資源和創作資源。另一件事就是把我的作品和資源爭取打造成各種文化精品，希望老百姓喜歡，能為中華文化寶庫增加一些財富。文革已經過去27年了，手抄本也已進入歷史的檔案，但是中華民族的文明之火生生不息，愈燒愈旺，中國人的英勇頑強的精神永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