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留學巴黎(1)

1981年，一位刻苦好學的十八歲姑娘，告別佔領下的約旦河西岸的拉馬拉，隻身去巴黎深造。在聖—米歇爾大街193號的“國際女子之家”，已為她預備了一個房間，她在索邦大學註冊，攻讀實用外語和文明等課程。突尼斯是一個和平的國度，遠離戰場與陰謀，自由化和對外開放，又是政權強有力的國家，與歐洲時差兩個鐘頭，肯定對阿拉法特的政治生活及個人生活都產生了影響。也正是在突尼斯城，已開始傳聞他某些情婦的名字。都市的地理位置，巴勒斯坦領導人所住的資產階級式的優雅區，相當適合竊竊私語的夫妻生活。1981年，一位刻苦好學的十八歲姑娘告別佔領下的約旦河西岸的拉馬拉，將去巴黎深造。在聖—米歇爾大街193號的“國際女子之家”，已為她預備了一個房間。她在索邦大學桑西埃三大註冊，攻讀實用外語和文明等課程。蘇哈生來內向，朋友很少，尚未參與組織支持巴勒斯坦事業的活動，擔心以後回不了以色列佔領下的約旦河西岸。她可謂隻身闖巴黎。***奇怪的自由感……我最先的發現是，大街小巷沒有軍隊。也許是感覺愚笨，因為我習以為常的是，天天目睹荷槍實彈的士兵站在十字路口，或立於拉馬拉我的學校門前，這情景至今仍記憶猶新。每次警車鳴響，我都嚇一跳，暗自思忖：“這麼說，我又回到自己原來的境況。”這裏的人們並不關注以色列、巴勒斯坦和中東。我發現了一個人們可以自由自在散步的城市，比如到離我住處兩步之遙的盧森堡公園去散步。但見那些戀人們手拉着手或緊緊擁抱，我感到很不自在。我想回故里，與家人團聚。三個月後，我給母親打電話，表示我要離開巴黎。“不，無須談回來的問題，”她說道。聽我再三堅持，她補充說：“你不要動，我馬上就來！”母親崇尚家庭，為家裏人可以隨叫隨到。她在聖讓達克艱難的童年，受父母不和的困擾，而以色列國剛剛建立所帶來的社會各方面的動蕩，這一切一直支配着她與我們的關係。在巴黎，我堅持不願留下，媽媽不再猶豫。我於是返回拉馬拉。見到親人，回到全家人身邊，真是幸福。妹妹哈拉對日趨蓬勃、不可預料的反以色列示威遊行，絕不錯過一次參加的機會。面對孤獨，自己在聖—米歇爾街宿舍的那種孤獨，我肯定依然過不慣。我感到在巴黎像個流亡者，而自己不願意這樣。在約旦河西岸，儘管處在佔領下，但仍然存在着熱烈而團結的氣氛。我為重新感受這種氣氛而高興。本學年耽誤了，我計劃來年報名上比爾澤特巴勒斯坦大學。然而，1981—1982學年，我又去了巴黎。依舊是媽媽的主意，她比我更頑固。她堅持住了，希望我們精通她的維繫家庭的西方文化。這一次，我和妹妹哈拉同去留學。學校位於儒爾丹大街的國際大學城，環境優美，更適合我的興趣。我們住進“意大利之家”，有十來間宿舍供巴勒斯坦留學生使用。我還記得斯巴蓋迪（意大利麵條）的味道，那是典型的學生餐！在那裏，我發現一個不同的巴黎，文化生活豐富多彩，進劇院，下館子，還有各種遊行活動。聲援南非、智利及其他拉美國家等被壓迫人民的事業的遊行示威，我沒有一次不參加。我體會到，並非只有巴勒斯坦人民遭受**，這給我以希望。況且，爭論是自由的，即使面對大學城的以色列留學生也是如此。很顯然，我參加張貼阿拉法特像的活動，但經常在夜間被猶太極端運動“貝塔爾”撕掉。當然，我們有足夠的庫存像可替換。1982年6月，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我們通過電視收看戰爭實況直播。我們很難過。以軍挺進，好比壓路機，他們的火力很兇。看見貝魯特高地150毫米自動牽引的大炮發射炮彈時，轟隆的聲響可怕得很，真叫人發抖。巴勒斯坦人經過黎巴嫩內戰多年的培養和鍛煉，反擊十分出色。在巴勒斯坦歷史上，他們首次使用重武器與以軍交戰。黎巴嫩事件的結束，對我們來說，是電視中阿拉法特撤離前一兩天在貝魯特街頭的那種景象。他一邊邁着輕快的步子，一邊回答記者提問。我想，記者就是您吧。他希望通過談話，表示他始終對自己有把握，充滿信心。不過，人們感覺得到，面對那些留在當地、前來哭着擁抱他的巴勒斯坦婦女，他顯得多麼不安。使我們不可思議的是：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就這樣被迫放棄貝魯特……當我和丈夫談起貝魯特這一時期及八十八天圍困的時候，他認為這是他一生中最困難、最危險的處境。他知道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曾千方百計想殺害他，並成功地派遣一批突擊隊員潛入貝魯特西區。阿拉法特還認為，以色列人曾以最先進的手段有效地控制了他的電話網絡，他每次打電話都立即被竊聽。以色列空軍轟炸他剛離開的大樓。然而，他善於猜測，避免中計。所以，每到同一個地方，他都只停留幾分鐘。他通常生活隱秘。外出，他男扮女裝；散步貝魯特街頭，盡量少帶警衛員。他也習慣於在藏身之處待上數日。一次，以色列搜捕之時，他便在拉馬拉一個小房間躲藏了近一個月。房東是埃及女演員娜比拉·奧貝德的崇拜者，房間四壁貼滿了這位明星的招貼畫。另外還擺着十幾本有關她的雜誌和小說等……整整一個月之中，他只有翻來覆去地讀娜比拉的生平故事。幾年之後，他則有幸在開羅見到娜比拉，開玩笑地對她說：“我非常了解你，我在拉馬拉伴你度過近一個月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