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版前言 石破天驚逗秋雨(1)

余秋雨先生是當代的散文大家。自從20世紀90年代初他的那些情文並茂、雍容大氣的歷史散文在《收穫》雜誌上連載以來，很快贏得了廣大文學愛好者的青睞。後來，這些作品結集成《文化苦旅》出版，又立即走紅全國，並遠銷港、台和海外的華人地區，長期高居暢銷書榜首。一時好評如潮，傾動士林，成為人們關注的熱點。在這種大好形勢的鼓舞下，余先生再接再厲，筆耕不輟，又相繼推出《山居筆記》、《霜冷長河》、《千年一嘆》、《行者無疆》等新作，進一步奠定了自己在當代文壇上的地位。我長期在出版社工作，是秋雨散文的一個熱心的讀者。由於對中國傳統文化和歷史的癖好，特別愛讀他那些被不少學者譽稱為“歷史大散文”的作品。這類文章絕大多數集中在《文化苦旅》和《山居筆記》中。它們充分展現出余秋雨先生超人的文筆和才情，以及別樹一幟的行文風格。在對許多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的反思和拷問中，他所提出的一些見解，也往往能發人深省，給人以有益的啟迪。但毋庸諱言，余先生畢竟不是一位專治中國古代文學和歷史的學者，他在文章中涉及的知識實在太廣泛了。就時代而言，上自先秦，下及晚清，跨度達二千多年；就地域來說，從北疆到海南，從吳楚地區的太湖、洞庭，到西北邊陲的敦煌、陽關，幾乎佔了大半個中國。而且有不少歷史懸案記載歧異，散見於各種不同的文獻典籍，歷來眾說紛紜，學術界迄無定論。對於這些問題，余先生往往自視過高，掉以輕心，想要不通過潛心的研究和深入的查考，只憑原有的學問功底或個別學者的無根之談，遽下評斷，放言縱論。這樣做，就使本來以反思文化、歷史而著稱的學術散文，令人遺憾地出現了大量文化、歷史方面的知識差錯，引來了許多讀者和專家的批評。不過，根據我幾年來的閱讀所及，這些來自文壇內外、調門不一的批評，大多集中在余先生的人品、文品以及與文學本身無關的一些細節瑣事上，而對那些歷史散文中存在的知識性差錯卻較少涉及。即使談到了，也都是評判式的斷語，沒有引用可靠的文獻資料進行具體的論證。不了解有關歷史的讀者，往往難以確定誰是誰非。甚至有的批評者自己的說法也有不夠確切或錯誤的地方，反倒成了被批評者的話把。這就逐漸在余先生的腦海里形成了一種錯覺。他認為，所有在“文史細節”問題上跟他“糾纏”的人，都是一些“非專業人士”。他們對於中國古代的文學、歷史其實並不熟悉，只是出於嫉妒，才虛張聲勢地冒充內行，到他的雞蛋里來挑骨頭的。於是他拿定主意，不承認自己的作品中存在任何的“史料差錯”，並且公開宣稱拒絕來自這方面的一切批評。這種觀點和態度，他在不少文章中一再表明過，而最有代性的言論，則突出地反映在文化界已盡人皆知的《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國讀者書》[轉引自海外華人社區（）網站“名人文摘”1999年1月18日]中：他們（指批評者）的小聰明是專門找一些冷僻的史料“差錯“來糾纏，因為誰都能夠判斷，今天沒有哪位讀者會花費大量的時間去查證究竟是否真有“差錯”，於是這樣的“差錯”每天可以編造一大堆，一切都反着說，能轉移人們的視線就成。……你說我拒絕你們的批評，這好像很沒有風度，但我要坦誠地宣佈：當然不能接受，因為如果接受了，我就再也搞不成任何像樣的學術，寫不成任何能讀的文章，那如何對得起廣大讀者！余先生髮表這樣目空一切、咄咄逼人的宣言，確實是有點失態了。難道你的文化散文中真的沒有任何“史料差錯”？那些批評文章中指出的問題都是別人憑空“編造”的？恐怕事實並非如此。堅決拒絕批評，否認一切差錯，而且無視這些差錯已經在社會上造成的不良影響，怎麼反倒成了“對得起廣大讀者”的正義行為？這種荒唐的邏輯顯然是難以成立的。為了幫助余先生走出自我封閉、自以為是的誤區，我在這裏舉兩個發生在現實生活中的例子，供他分析參考。㈠余先生在《文化苦旅·莫高窟》一文中說：莫高窟對面，是三危山。《山海經》記，“舜逐三苗於三危”。接着，余先生又寫道：公元366年，一個和尚來到這裏。他叫樂樽……眼前是騰燃的金光，背後是五彩的晚霞，他渾身被照得通紅……莊重地跪下身來，朗聲發願，從今要廣為化緣，在這裏築窟造像，使它真正成為聖地……不久，樂樽和尚的第一個石窟就開工了。在以上所引的文字中，存在着兩個知識性差錯。其一是，“舜逐三苗於三危”這句話，余先生說記載在《山海經》裏。我用袁珂先生整理的《山海經》校注本從頭到尾查了兩遍，都不見蹤影。其實，類似的句子最早出於《尚書·舜典》（或作《堯典》），后也載於《孟子·萬章上》、《大戴禮記·五帝德》和《史記·五帝本紀》等典籍，就是不見於《山海經》。其二是，余先生將開鑿莫高窟第一窟的前秦和尚兩次都寫成“樂樽”。其實，自古以來的和尚，沒有以酒樽的“樽”字作為法名的。我分別查了敦煌文獻中的李懷讓《武周聖曆元年（698）修莫高窟佛龕碑》和上海辭書出版社的《敦煌學大辭典》，這位和尚的法名均作“樂僔”。可見余先生文章中的這兩個差錯，都是無可否認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