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參加調查國民黨暗殺李聞案(1)

1946年7月11日李公朴先生在昆明被國民黨特務暗殺，7月15日聞一多教授在參加李公朴先生追悼會後又被特務殺害身死。李是民盟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兼民主教育運動副主席。聞也是民盟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兼雲南省支部常委暨宣傳部主任。民盟中央這兩位重要成員接連死於政治謀殺事件，在當時引起了國內外很大震動，對民盟自然也是很大的打擊。一、要求共同調查暗殺事件發生時，我駐南京民盟總部，擔任民盟秘書長，主持民盟中央工作，正是奔走國共和談最緊張的時候。李公朴被殺害的消息於12日傳到南京，民盟中央有許多負責人正在上海，我只得先以個人身份對新聞界發表談話說：“公朴先生被害，無疑是為了當前政治鬥爭，儘管真兇沒捕到，好像無法證實國民黨特務之所為，但此事無待申說，大家心裏都明白是怎麼一回事。”“現在政治是這樣黑暗，統治者已經超過法律，用恐怖手段行其統治。”不料四天之後，聞一多又被殺害。18日，我又以民盟秘書長的名義發表書面談話：“李聞兩先生都是文人、學者，手無寸鐵，除以言論號召外無其他行動。假如這樣的人都要斬盡殺絕，請早收起憲政民主的話，不要再說，不要再以此欺騙國人。”我又說：“我個人極想退出現實政治，致力文化工作……但是，像今天這樣，我卻無法退出了，我不能躲避這顆槍彈，我要連喊一百聲：取消特務。我倒要看看國民黨特務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殺光……”在宣讀完這個書面談話之後，出於對國民黨特務的卑鄙兇狠的行徑的憤恨，我在記者招待會上說：特務們！你們有第三顆子彈嗎？我在這裏等着它！二、赴昆明調查國民黨做賊心虛，自始至終不肯同意派人與民盟共同進行調查。拖到8月初，只同意由民盟自己派人去調查，政府給予交通的便利和調查時的便利，並由國民黨中央黨部派一名秘書“協助工作”。民盟本打算派羅隆基去，後來傳言說羅不能去，去將死在昆明。後來決定由我與民盟副秘書長周新民一同去調查此案。8月3日我們二人會同國民黨中央黨部派出的秘書張壽賢由南京先飛重慶，因換乘飛機延誤，6日才到昆明，開始工作。國民黨為了做出“重視”此案的姿態，也為對我們的調查進行阻撓，此時也派了一批軍警憲大員飛去昆明“查辦”。記得他們當中有陸軍總司令顧祝同、顧的參謀長冷欣、憲兵司令張鎮、警察總署署長唐縱等。此外參加“查辦”此案的還有已在昆明的雲南主席盧漢、昆明警備司令霍揆彰。我們到昆明后立即約見他們，但他們故意拖延，屢次推拖，改動會見日期，使我們無法及時開展工作，至8月9日才見到他們。我們見他們主要是說明我們的立場和態度，要求將此案移南京組織特別法庭審理，因為李聞案是一政治性謀殺案，普通法庭是審理不了的。這個要求我們在南京時即向國民黨提過，現在重提自然也是無結果的，但這是一原則問題，我們不能不表明。在不能同意移南京審理的情況下，我們又要求不要急於定案。8月13日顧祝同和盧漢出面宴請我們，有冷欣和張鎮等作陪。此時顧祝同告我暗殺李的兇犯未捉獲，聞案的兇犯已捕到，後日即可開庭審判。當晚收到省法院通知，說15日“公審”，邀我們去“觀審”。我們當即回信說不同意這種“公審”，但既經邀請，我為藉此機會作調查，準備參加，並提出增加民盟雲南支部負責人之一的馮素陶一人參加“觀審”。三、如此“公審”增加馮素陶“觀審”得不到同意，只有我與周新民二人去參加15日的“公審”。“公審”時到的只有被邀的不過二十餘人，下午人更少；其中記者只二人，且均為國民黨中央社的。《大公報》派來昆明的記者申請參加，也無理地被拒絕。“公審”時出庭的被告只有暗殺聞一多的兩名兇犯，名湯時亮和李文山，據說是昆明警備司令部的兩名中下級軍官。真正的兇手是不是他們？誰也不清楚。我曾要求將聞一多被殺時受傷的他的兒子聞立鶴用擔架送來法庭，以便辨認兇手和作證。但直到“公審”收場后，參謀長冷欣才要張壽賢秘書轉告我們說，軍法處去醫院，院方出具證明，認為聞立鶴“傷勢未好”，不宜出庭。所以審理中只有法官與被告之間的一問一答，問答完了即算審理完了。在被告回答法官的提問時，他們在公堂上做了一番演說，說“聞一多是賣國賊”，說他在李公朴追悼會“罵了軍人”，他們二人出於一時“氣憤”，故刺殺他，此事與他人無關，云云。聞案就這樣審理了一番，草草了事。結束時也未說明是否審理完畢。李公朴一案，則因為兇手根本不曾“捉拿歸案”，更是不了了之。“觀審”畢，我即致函顧祝同，說明我們旁聽后認為疑竇頗多，請他們不要急於定案，並索取一份審訊記錄的抄件，但始終不曾給我們。19日顧祝同再次宴請。飯罷入另室談話，我問：15日“公審”一天，好像是已經審完，可是為何又不宣判？如果不算審完，是不是將再審？顧遲遲答不上來，末后低聲對我說：我也還做不得主。四、阻撓與封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