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香港創辦民盟言論機關《光明報》前後(1)

1940年12月24日我與黃炎培、張君勱、左舜生髮起籌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中國民主同盟的前身），這時國內的政治形勢十分惡劣。國共之間的衝突愈演愈烈，抗日戰爭初期的那種全國團結抗日的氣氛已經蕩然無存。國民黨的控制、鎮壓也日益嚴重，人民的民主權利已名存實亡。國民黨的“民意機構”——“國民參政會”——也更加缺少“民意”的色彩，因為國民黨提出的第二屆參政員人選中極力排斥黨外人士或敢言之士；記得陶行知、胡景伊等就是這次被取消了參政員資格，而塞進了更多的吃閑飯的國民黨員。1941年1月又發生了“皖南事變”，國內形勢更加急劇惡化。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在為力爭團結抗日的局面不公開破裂，積極奔走於國共兩黨之間的同時，加快了民盟組織的建設工作，希望民盟能早日建成，使它能儘快在促進國內團結中發揮作用。民盟的政治綱領、組織章則以及常委、主席等人選等都是這時商討確定的。而創辦民盟的報紙也是這時商定的。記得有一天我們相會於張君勱的住處（張當時借住於其胞弟國民黨交通部長張嘉趝家中）。張君勱首先說，只有不在蔣介石的控制之下才能講我們要講的話。大家對此當然都有同感，遂決定去海外建立民盟自己的言論機關，並推我負責。一、離重慶去桂林為籌備民盟的報紙，我在1941年3月底離開重慶。就在我動身之前不久，鄒韜奮不堪國民黨特務的長期監視，巧妙地甩掉特務的盯梢，逃離重慶。在這種情況下，我根本弄不到去香港的機票，只得乘長途汽車先去桂林，再做打算。汽車途經第一站是距重慶90公里的綦江。車剛剛停穩，旅客正準備下車略事休息，有個人打開車門上車問道：“梁漱溟參政員在車上嗎？”我答：“我就是。”來人就說：“請下車，到我們那裏喝喝茶。”我便回答說：“時間有限，不下去了。”不料此人卻一再堅持“請”我去“喝茶”，這我才明白過來。為了他們稽查站向重慶上級特務機關請示，於是全車被扣在綦江過夜。當我提着小皮箱在汽車站附近尋找投宿的旅館時，看見牆上有佈告，佈告末尾署名人為“張軫”，職銜是“警備司令部分區司令、補充訓練處處長”。張軫是河南人，過去經河南友人介紹見過面，也算相識了。在一個小孩的指引下，我找到了這個訓練處，見到了張軫。我一見張就問：“稽查站你指揮得了嗎？”張答：“指揮不了。”當夜我就留宿在他的辦公室。晚間閑談，談起徵兵，因為所謂“補充處”就管的是此事。張說：“慘得很！壯丁都想跑，跑了抓住就槍斃。為了防止逃跑，睡覺時將拉來壯丁的手用繩子拴在一起。”張說著竟為之落淚。我問他為什麼不向上反映。張說：“當然我向何應欽說過。他聽后擺擺手，或搖搖頭，不了了之。”次日汽車被放行，我終於經貴陽到了桂林。當時廣西大學校長雷沛鴻是早相識的朋友。廣西大學那時在桂林郊外約60里的良豐，那裏景色宜人，像個大花園，我就住在那裏，並應雷的邀請講學約兩個月，講的內容就是後來我撰寫的《中國文化要義》一書中的一部分。我的最後目的地是香港，在桂林停留一個時期后我還要離開，可我買不到機票。我找當時任國民黨軍委會桂林辦公廳主任的李任潮（李濟深），由李的秘書（也是李的表侄）黎民任打電話向航空公司擔保為我購機票，公司說要向重慶有關方面請示，在拖延了一陣以後，終於弄得一張去香港的機票。二、隻身飛赴香港1941年5月20日我隻身一人飛往香港，開始了籌辦民盟報紙的工作。到香港時有李沛文（李濟深先生長子，解放后曾任華南農業學院院長）自己駕車到機場來接，我即先暫住於李家。後來又遷往許地山先生（作家，筆名落華生，當時在香港大學任教）寓所。在我借住許家期間，一夜許先生竟死於急症，我又不得不另覓棲身之處。經過三四次轉移之後，報社終於租得一座樓房中的一層充社址，我才有了固定的住處。為了減少開支，報社用房力求節省。記得我的住房也僅能放一張辦公桌和一張摺疊床。三、為籌辦事與盟內外人士洽商在重慶公推我代表民盟赴港辦報時，本曾商定張君勱、羅隆基二位隨後也將來港協助，但他們始終未能來。黃炎培（當時任抗戰公債籌募委員會秘書長）原說去南洋募捐后途經香港時與我相會，不料我到港之日恰好他離港飛回重慶。於是有關籌辦報紙的事宜，我只得會同當時在港已參加民盟的各黨派人士商討辦理，如曾慕韓（即曾琦，青年黨）、徐夢岩（國社黨）、伍憲子（憲政黨）、周鯨文（東北同鄉會）、張雲川（第三黨，即今日之農工民主黨）、甘介侯（桂系）等人。在籌辦過程中，還與當時在港的許多左翼人士，如何香凝、廖夢醒、廖承志、柳亞子、陳翰笙、彭澤民等接觸，他們自然都對民盟這一工作表示支持。其中廖承志是周恩來告訴我與他聯繫的，因為在離重慶之前，我到曾家岩將去港辦報的事告訴他，並向他問得**駐港代表。在臨創刊之時，有人又勸我出面宴請一些知名人士，以取得更多的支持；記得被邀請的人士中有茅盾、夏衍、金仲華等人。四、籌組辦報班子〓確定報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