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學小史(6)

那時每一班有一專任洋文教習，所有這一班的英文、數學、外國地理都由他以英文原本教授。

這些位洋文教習，全是天津水師學堂出身，而王劭廉先生的門徒。我那一班是位呂先生（富永）。

他們秉承王先生的規矩，教課認真，做事有軍人風格。當然課程進行得並不慢，但我們自學的進度，總還是超過他所教的。

如英文讀本Carpenter’sReader（亞洲之一本），先生教到全書的一半時，廖已讀完全書，我亦能讀到三分之二；納氏英文文法，先生教第二冊未完，我與廖研究第三冊了；代數、幾何、三角各書，經先生開一個頭，廖即能自學下去，無待於先生教了。

我趕不上他那樣快，但經他攜帶，總亦走在先生教的前邊。廖對於習題一個個都做，其所做算草非常清楚整齊悅目；我便不行了，本子上很多塗改，行款不齊，字跡潦草，比他顯得忙亂，而進度反在他之後。

廖自是一天才，非平常人之所及。然從當年那些經驗上，使我相信沒有不能自學的功課。

同時廖還注意國文方面之自學。他在一個學期內，將一部《御批通鑒輯覽》圈點完畢。

因其為洋版書（當時對於木版書外之銅印、鉛印、石印各書均作此稱）字小，而每天都是在晚飯前劃出一點時間來作的，天光不足，所以到圈點完功，眼睛變得近視了。

這是他不曉得照顧身體，很可惜的。這裏我與他不同。我是不注意國文方面的：國文講義我照例不看；國文先生所講，我照例不聽。

我另有我所用的功夫，如後面所述，而很少看中國舊書。但我國文作文成績還不錯，偶然亦被取為第一名。

我總喜歡作翻案文章，不肯落俗套。有時能出奇制勝，有時亦多半失敗。

記得一位七十歲的王老師十分惱恨我。他在我作文卷后，嚴重地批着

“好惡拂人之性，災必逮夫身”的批語。而後來一位范先生偏賞識我。他給我的批語，卻是

“語不驚人死不休”。十九歲那一年（1911年）冬天，我們畢業。前後共經五年半之久。

本來沒有五年半的中學制度，這是因為中間經過一度學制變更，使我們吃虧。

八、中學時期之自學在上面好像已敘述到我在中學時之自學，如自學英文、數學等課，但我所謂自學尚不在此。

我曾說了：由於向上心，我常有自課於自己的責任，不論什麼事很少要人督迫。

……真的自學，必從這裏說起。自學就是一個人整個生命的向上自強，要緊在生活中有自覺。

所以上節所述只是當年中學裏面一些應付課業的情形，還沒有當真說到我的自學。

真的自學，是由於向上心驅使我在兩個問題上追求不已：一、人生問題；二、社會問題，亦可雲中國問題。

此兩個問題互有關聯之處，不能截然分開，但仍以分別言之為方便。從人生問題之追求，使我出入於西洋哲學、印度宗教、中國周秦宋明諸學派間，而被人看做是哲學家。

從社會問題之追求，使我參加了中國革命，並至今投身社會運動。今屆五十之年，總論過去精力，無非用在這兩問題上面；今後當亦不出乎此。

而說到我對此兩問題如何追求，則在中學時期均已開其端。以下略述當年一些事實。

我很早就有我的人生思想。約十四歲光景，我胸中已有了一個價值標準，時時用以評判一切人和一切事。

這就是凡事看它於人有沒有好處和其好處的大小。假使於群於己都沒有好處，就是一件要不得的事了。

掉轉來，若於群於己都有頂大好處，便是天下第一等事。以此衡量一切並解釋一切，似乎無往不通。

若思之偶有扦格窒礙，必輾轉求所以自圓其說者。一旦豁然復有所得，便不禁手舞足蹈，顧盼自喜。

此時於西洋之

“樂利主義”、

“最大多數幸福主義”、

“實用主義”、

“工具主義”等等，尚無所聞。卻是不期而然，恰與西洋這些功利派思想相近。

這思想，顯然是受先父的啟發。先父雖讀儒書，服膺孔孟，實際上其思想和為人卻有極像墨家之處。

他相信中國積弱全為念書人專務虛文，與事實隔得太遠之所誤，因此，平素最看不起做詩詞做文章的人，而標出

“務實”二字為討論任何問題之一貫的主張。務實之

“實”，自然不免要以

“實用”、

“實利”為其主要涵義。而專講實用實利之結果，當然流歸到墨家思想。

不論大事小事，這種意思在他一言一動之間到處流露貫徹。其大大影響到我，是不待言的。

不過我父只是有他的思想見解而止，他對於哲學並沒有興趣。我則自少年時便喜歡用深思。

所以就由這裏追究上去，究竟何謂

“有好處”？那便是追究

“利”和

“害”到底何所指，必欲分析它，確定它。於是就引到苦樂問題上來，又追究到底何謂苦，何謂樂。

對於苦樂的研究，是使我探入中國儒家印度佛家的鑰匙，頗為重要。後來所作《究元決疑論》中，有論苦樂的一段尚可見一斑。

而這一段話，卻完全是十六七歲在中學時撰寫的舊稿。在中學裏，時時沉溺在思想中，亦時時記錄其思想所得。

這類積稿當時甚多，現在無存。然在當時受中國問題的刺激，我對中國問題的熱心似又遠過於愛談人生問題。

這亦因當時在人生思想上，正以事功為尚之故。當時——光緒末年宣統初年——正亦有當時的國難。

當時的學生界，亦曾激於救國熱潮而有自請練學生軍的事，如

“九一八”后各地學生之所為者。我記得我和同班同學雷國能兄，皆以熱心這運動被推為代表，請求學堂監督給我們特聘軍事教官，併發給槍支，於正課外加練軍操，此是一例；其他像這類的事，當然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