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當十並不難，難的是以十當一(1)

顯而易見，以一當十並不難，我們的社會太強調英雄，總在強調“以一當十”，但是，難的是以十當一。因為“以一當十”只要最大程度地發揮一個人的潛力就行了。而以十當一則不同，它需要最大程度地發揮十個人的潛力，而且要使這些潛力朝着一個方向使勁。曾國藩當年在編練湘軍的時候，曾設想湘軍能夠在訓練時以十當一，而在戰鬥時以一當十。當然，湘軍遠沒有達到曾國藩所希望的那種程度，但在當時已經取得了相當可觀的效果——湘軍在當時是唯一能夠與太平軍相抗衡的部隊。曾國藩是這樣來組建湘軍的：利用自己的親戚、朋友、同學、老鄉的關係，把一些忠於自己、有能力的人任命為軍官，由他們負責組建各自的營隊；這些營官再利用親戚、朋友、同學、老鄉的關係，招募下級軍官；依此類推，下級軍官再用相同的辦法招募自己的士兵。這樣，曾國藩就組建了一支以親戚、朋友、同學、老鄉關係為紐帶，以利益為目標，效忠於自己的軍隊。可見，湘軍有着非常濃厚的個人色彩，是與國家利益相悖的，但在當時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卻非常有效地起到了增強凝聚力、提高戰鬥力的作用。湘軍的這種個人色彩，使得曾國藩在湘軍士兵滿足了個人的基本需求之後，再也無法像開始那樣發揮其戰鬥力了。就是說，團隊與群體是不一樣的，群體可以因為事項而聚集到一起；而團隊則不僅有着共同的目標，而且滲透着一種團隊精神。建設一個團隊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都知道項羽和劉邦爭霸天下的故事。項羽在推翻秦王朝的戰爭中起了非常關鍵的作用，屬於實力派人物，其勢力遠遠超出劉邦，而且他“力拔山，氣蓋世”。若論單打獨鬥，別說他能以一當十，就是以一當百也不為過；在與劉邦爭奪天下的過程中，一開始，只要他親臨戰鬥，則每戰必克，劉邦則臨戰必敗，但結果卻是劉邦勢力越來越大，而他的勢力卻越來越小，最終落得個被圍垓下、自刎烏江的結局。他至死也沒弄明白，他到底失敗在什麼地方，還說：“此天亡我也，非戰之罪也。”反觀劉邦，不僅本領不如張良、蕭何、韓信這“興漢三傑”，而且還“好酒及色”，早在當亭長時，“廷中吏無所不狎侮”，簡直就是地痞流氓。但在與項羽的戰爭中，卻最終打敗項羽，奪得天下，勝利還鄉，高唱《大風歌》。為什麼？劉邦在建國后的一次慶功會上，曾向群臣解釋說：“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張良）；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吾擒也。”劉邦把勝利的原因歸結為他能識人用人，而項羽則不能識人用人。劉邦的說法傳承日久，並經過歷史的強化而成為他戰勝項羽的最佳解釋。在我看來，劉邦的勝利，是團隊的勝利。劉邦建立了一個人才各得其所、才能適得其用的團隊；而項羽則僅靠匹夫之勇，沒有建立起一個人才得其所用的團隊，所以失敗是情理之中的事。那麼，什麼是團隊？如何組成團隊？團隊有點像孔子所說的“君子不器”——即君子不能用具體的器物來衡量，可以因勢而變、隨器成型，團隊是擁有一個共同目標，能夠用最理想的狀態來面對和解決所遇到的任何問題和困難的群體。人們曾經認為，修建一條從太平洋沿岸到世界最長的山脈——安第斯山脈的鐵路是不可能的。但是一個波蘭血統的工程師歐內斯特·馬林諾斯基卻以實際行動對這個想法發起了挑戰。1859年，他建議從秘魯海岸卡亞俄修一條到海拔15000英尺高的內陸鐵路——如果成功了，這將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鐵路。安第斯山脈險情四伏，其海拔高度已使修築工作十分困難，再加上嚴酷的環境，冰河與潛在的火山活動，使修建工作更是困難重重；只經過一小段距離，山脈就從海平面一下子上升到一萬英尺的高度。在這個險峻的山脈中，要把鐵路修到海拔高處，需要建造許多“之”字形、“z”字形線路和橋樑，開鑿許多隧道。然而，馬林諾斯基和他的團隊成功了。整個工程有大約100座隧道和橋樑，其中的一些隧道和橋樑是建築工程上的典範之作，很難想像在如此起伏巨大的山地中竟然能靠那些較為原始的工具完成這個工程。今天，鐵路仍然在那兒，它是修建者以一當十的證明。無論修建過程中發生了什麼，馬林諾斯基和他的團隊從來都沒有放棄過。馬林諾斯基和他的團隊堅持世界上沒有不可能的事，他們之所以成功不僅因為他們發揚了以一當十的拼搏精神，堅持不懈地去努力，還在於他們以十當一的團隊精神為成功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聯想集團的“項鏈理論”是對以十當一團隊精神的很好詮釋。企業之間的競爭最終是對人才的競爭。對企業而言，一個個人才就像一顆顆晶瑩圓潤的珍珠，企業不但要把最大最好的珍珠買回來，而且要有自己的“一條線”，能夠把這一顆顆零散的珍珠串起來，共同串成一條精美的項鏈。如果沒有這條線，珍珠再大、再多還是一盤散沙，它們起的作用不過是以一當十的匹夫之勇。那麼，這條線是什麼呢？就是能把眾多珍珠凝聚在一起，步調一致，為了共同目標而努力的團隊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