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的情報收集(2)

軍事情報機構內部也存在着矛盾。往往作戰情報部都會收到來自G-2的不正確的情報，比如說日本人在某地，但當地的人知道他們並不在那兒。據納塔說，經過幾次這樣的錯誤之後，作戰情報部的人對大部分來自迪奇辦公室的情報都不加理會了。作戰情報部與"迪克西使團"沒有多大關係，因為他們認為使團只不過是一個被派出去與中國**接觸的小分隊。1945年秋天，G-2完成對日本軍隊戰鬥序列的研究后，中國**軍隊的作戰部署研究也形成了。其判斷的根據是**在日本控制的地區建立的運作機構提供的。除了與作戰情報部的交流外，G-2還在重慶經常地接受來自美國戰略情報局的情報。作戰情報部和美國戰略情報局的說法有眾多不相吻合的地方，迪奇的人通常都把美國戰略情報局的情報扔進廢紙簍。通常那些被扔掉的信息都是在重慶的人想像之中的，讓人覺得很荒謬，他們所觀察到的與美國戰略情報局送來的情報相去甚遠。有時候，戰場指揮員甚至把士氣操作（MoraleOperation，簡稱MO）部門散佈的謠言當做合法的情報，傳回美國戰略情報局作為行動的依據。情報的重複引發了重慶總部每一個人都擔心的問題。通常，迪奇會對來自同一地方與**有接觸、但彼此沒有接觸的不同的人遞交的同一種情報加以評論。他也發現**的士氣和戰略也毫無例外地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國戰略情報局也對此印象很深，其赤利工作組(ChiliTeam--美國戰略情報局1945年秋派到**控制區考察的工作組，代號為"Chili")報告說，當他們行進在山區或在草地上休息時，聽到士兵們在唱歌，唱的是關於農民如何和八路軍共同作戰。美國人至少有三次看到八路軍和農民一起在田裏勞動，而不像國民黨那樣去搶農民的糧食，**儘可能在自己開墾的大片農田上生產自己所需要的糧食。赤利工作組沒有在哪兒看到陳列着紅星或鐮刀斧頭，相反所有的宣傳標語都出現在中國**控制地區的主要道路周圍。重複工作也關係到迪奇。1945年2月10日，他交給魏德邁一份備忘錄，提出應該只有一個機構去G-2索取關於日本人及其佔領區設施的情報。他還說，只能有一個機構把物資和信息交給中國人。他抱怨G-2、美國大使館武官和英國大使館武官都爭着第一個去給中國人傳遞來自華盛頓的每周戰鬥命令。迪奇認為武官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重複勞動。他寫道，比如除了他，武官處有三個空軍武官和兩個陸軍武官都在從中國人那裏收集情報。另外，迪奇還知道武官處想在昆明開設一個分支機構，並正在購買一所價值2600萬元（國民黨貨幣）的房子，這真是不必要的浪費，因為昆明已經有很多美國情報機構了。情報收集工作中最主要的矛盾是在威廉·J.多諾萬少將的美國戰略情報局和海軍中將米爾頓·E.邁爾斯的駐中國海軍情報處之間。駐中國海軍情報處是珍珠港事件后不久創立、1942年初開始運作的。這年12月，邁爾斯和蔣介石秘密警察機構的頭目戴笠將軍創立了一個中美合作所（SACO）。戴笠是司令，邁爾斯是副司令，他們都有對具體行動的否決權。中美合作所的權力獨立於戰區司令部，它的補給來自海軍而不是租借法案。中美合作所最初每月有150噸供給，但在1945年初，飛機每月運來幾百噸軍事物資，主要都是小型武器軍火、半自動武器和烈性炸藥。這些"恐怖工具"經常都運到戴笠的"蓋世太保"("Gestapo"，譯者註：納粹秘密警察)那裏，被用於鎮壓中國的持不同政見者。邁爾斯的官方頭銜是隸屬於重慶的美國駐華大使館的美國海軍觀察員。他的任務是收集情報以及"騷擾"日本人。海軍陸戰隊上校詹姆斯·麥克休(JamesMcHugh)充任海軍武官，助理海軍武官是陸軍中尉赫伯特·希契。駐中國海軍情報處同樣向美國太平洋艦隊提供氣象分析和船訊資料。另一方面它還是中美合作所的一部分，負責訓練和武裝游擊隊戰士以及支持游擊軍事行動。駐中國海軍情報處獨立於魏德邁，因此他視之為肉中刺。一個相對低級別的組織，卻有獨一無二的機會在中國發起政治和軍事行動。與那些"中國通"的建議相反，駐中國海軍情報處不支持政治現代化，而支持國民黨內部最反動的**派別。他們受到海軍上將金和海軍部的堅定支持，不僅因為他們的政治計劃，還因為這種做法可以給海軍一個在陸軍控制的中國戰區施加影響的機會。駐中國海軍情報處提供秘密警察，訓練鎮壓暴動的士兵，並在蔣介石與史迪威的爭論中支持蔣介石。在戰時中國高度不穩定的政治軍事形勢下，中美合作所的政治傾向起到了相當關鍵的作用，影響到當時的政策，也影響到對中國這兩個相互爭鬥的政黨的未來預期。中美合作所對中國事務的直接捲入，及其想成為秘密警察計劃的主導並致力於對中國革命運動的破壞，使它在中美關係中有了與其本應有的作用極不相稱的巨大影響力。戴笠將軍的暗殺本領使他變成蔣介石的安全主管，蔣介石在需要釘梢、調查、逮捕或暗殺誰的時候就會給戴笠打電話。邁爾斯因為和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的助理陸軍武官肖欣駒（HsiaoHsin-ju）少校是好朋友,因此和戴笠拉上了關係。這個人對華盛頓的美國戰略情報局的中國專家說，中國人對從前的不平等條約的恥辱感還是那麼強烈，以致派美國人到中國使中國人聯想到過去的國恥，會感到難以忍受的恥辱。邁爾斯是肖欣駒的密友，可以接受這種看法，但肖欣駒少校相信，駐中國海軍情報處的其他成員是無知的新來的人，不懂中國的語言和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