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程北上與戎裝赴滬

“拋棄舊習慣，丟掉舊成見；一切重新學，一切從頭干。”———胡政之之死與《大公報》受批、易名讓他預感到風光難再———周恩來要王芸生隨軍南下，繼續主持上海《大公報》，他說：《大公報》還是民間報紙，你們自己經營，我們不來干預，有困難我們幫助———“新生宣言”一片否定之詞，楊剛堅決表示，誓把《大公報》改造成真正布爾什維克化的黨報。1949年2月27日夜，王芸生登上一艘掛着葡萄牙國旗的“華中輪”，踏上北歸征途。次日啟程，同船的有陳叔通、鄭振鐸、葉聖陶、柳亞子、馬寅初、曹禺等二十九位知名人士，都裝扮成船上工作人員和平民百姓。3月5日，船到煙台上岸，改乘汽車駛達滄州，再換乘火車，於18日到達新解放的北平，受到沈鈞儒、郭沫若等數十人的迎接，葉劍英在六國飯店為他們洗塵。王芸生把沿途見聞，以及他自己的好心情，寫成文章《我到解放區來》，發表在同年4月10日天津《進步日報》上。他把自己今後修養上需要鍛煉的方面歸納成四句話：“拋棄舊習慣，丟掉舊成見；一切重新學，一切從頭干。”到達北平之後，王芸生多次想找上面爭取恢復《大公報》原名，但再次與楊剛見面時，這位堂堂的《進步日報》黨委書記卻對過去的許諾以及後來的改變連提都不提一下，仍然是老樣子，“手拈煙捲，慷慨直言，朗聲大笑”。無奈的王芸生，只好如此接受下來。王芸生當時預料，上海館、重慶館都難保，只是不知改什麼名字。他預料《大公報》名稱或許只有香港館能延續下去，因為當時香港畢竟仍是英屬領地。1949年4月4日，總經理胡政之在上海逝世。噩耗傳來，王芸生十分悲痛。那時離上海解放只有一個多月。由於國民黨忙於撤離，解放軍又忙於攻城，王芸生身處解放區，連封唁電唁函都無法發，此事頗使王芸生抱憾終生。王芸生一直認為，胡政之的死與天津《大公報》易名為《進步日報》，傳出《大公報》受到最嚴厲的批判有關，因為那時“家庭糾紛”已不重要，他已預感到“大公報事業”、“文人論政”將風光難再。王芸生只能遙奠這位總經理一路走好，魂兮歸天！就在上海解放前一天，周恩來忽然召見王芸生。在簡短的會晤中，周恩來告知王芸生，上海《大公報》不必改名了，並要王芸生隨軍南下，繼續主持上海《大公報》。周恩來還說：“《大公報》還是民間報紙，你們自己經營，我們不來干預。當然，有困難我們還是要幫助的。”王芸生聽了周恩來一席話，當然相當興奮，無論如何，《大公報》在內地沒有全軍覆沒。至於為什麼上面改變了主意，王芸生還是多年後才知道的。由於《大公報》在偉大的反法西斯戰爭中，尤其是抗日戰爭中，曾作出公認的貢獻，在世界上享有較高的聲譽，當西方新聞界（尤其是英、美）得知天津《大公報》改版易名后，引起一片嘩然。得知此信息的**當即決定：上海《大公報》完全不動，即不易名，不改組，不更人，原封不動出版。就連發動全館上下對《大公報》進行一場嚴厲的批判也不搞，以後再說。1949年5月上海解放，周恩來派楊剛同王芸生一起隨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下，到上海主持解放后的《大公報》。剛踏進上海《大公報》報館，楊剛和王芸生都是一副戎裝打扮，頭頂“八一帽徽”，胸佩“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胸章。連一直在編輯部工作的賀善徽先生都說：“差點兒認不出是芸老了。”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大公報》沒有停刊一天，6月17日，《大公報》上海版發表了王芸生寫的《大公報新生宣言》，宣佈《大公報》從此走向新生。這篇社評無疑在大公報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但遺憾的是不實之詞屢屢可見。這篇社評距上海解放有二十多天才發表，王芸生向來是寫社評的高手和快手，何至於要花二十多天？仔細一看，社評內容竟與楊剛起草的《進步日報職工同人宣言》（代發刊詞）何其相似，只不過“調子”略低一點。根本不熟悉“階級鬥爭，階級分析”的王芸生，居然也用起“階級分析”的方法剖析起舊《大公報》來。王芸生的這篇《新生宣言》草稿，經過楊剛“審閱”，甚至連周恩來都不止一次看過這篇《新生宣言》的草稿。《新生宣言》說：“當人民革命浪潮已把反動勢力震蕩得搖搖欲墜之時，《大公報》又提倡所謂‘自由主義’‘中間路線’，以自別於反動統治階級；其實人民與反人民之間絕無所謂‘中’，而所謂‘自由主義’既根源於買辦資產階級，這‘金外絮中’的外衣更是混淆是非，起着麻痹人民的作用。”社評還說：“《大公報》基本上屬於官僚資產階級，與過去的反動政權是難以分離的，總的方向是跟着反動統治走的。”經過這麼一番分析，《大公報》統統劃歸“官僚資本”，天津、重慶《大公報》股東，在公私合營化中沒有得到一分錢的定息。在上海期間，楊剛曾數次“咬牙跺腳”向王芸生表示，誓把《大公報》改造成真正布爾什維克化的黨報。王芸生多年後曾幽默地說：“當年楊剛何須用這麼大的力氣，其實只要一句話就可以了。”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