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豫彷徨與艱難抉擇(1)

胡政之一病不起對王芸生的壓力更加重了———女記者楊剛從美國回來，《大公報》同人都感到非同一般———楊剛的承諾，李純青的推動，**的邀請，使他覺得不會再成為一個“王實味”，《大公報》的命運也會很好，這才艱難地做出了抉擇，決定赴港轉而北上———社評《和平無望》標誌着《大公報》香港版立場的轉變。王芸生遭到國民黨方面圍攻，甚至人身安全都受到威脅，深感國統區已不是久留之地。到哪裏去？到另一面去，大北方蘇聯的“清洗”運動，小北方的“野百合花”遭際都令他不能不有所畏忌。“另起爐灶”，“沁園春·雪”，“長春之戰”，會不會惹來“殺身之禍”？必須慎重。一時間，王芸生全力支持總經理胡政之恢復《大公報》香港版。1948年3月15日，在胡政之全力拚搏下，《大公報》香港版終於復刊了。胡政之在當日《大公報》港版復刊詞中寫道：“現在政治的不安，經濟的動蕩，差不多成了全世界的一般現象。兩極端的政治思想熱烈地鬥爭着，相互激蕩着，最受苦的是愛好和平、傾心自由的善良人群，這些人的環境與中國民眾所處的地位正復相同。”4月24日晚，胡政之病症暴發，確診為肝硬化。4月27日，胡政之抱着重病回滬。胡政之一病不起對王芸生的壓力更加重了。他似乎看到了《大公報》繼續走自由主義之路實為兩大政黨所不容，胡政之的病重似乎是“不祥之兆”。正在這個當口兒，1948年9月，《大公報》駐美記者、**地下黨員楊剛離美歸國。這位《大公報》女記者此次歸國是負有重要使命的，即推動《大公報》在新中國成立前夕，作出留在內地並把中立立場改為擁共的重大改變。楊剛在10月份踏進了上海灘，並且直接住進了王芸生公館。楊剛1905年1月出生，從小就是一個叛逆的女性，原名楊繽，后改為楊剛。這個有着“陽剛”之氣的大名，很準確地反映了她的個性。她於1928年冬就入黨，是一名地道的女布爾什維克。“浩烈之徒”楊剛，一心撲在革命事業上，“有男人而不做男人的妻子，有孩子而不能做孩子的母親”。丈夫鄭侃與她分手犧牲於日機轟炸，幼小的獨生女兒送往延安，自己長期過着沒有家庭的生活。她於1939年9月經蕭乾介紹進入《大公報》，擔任香港《大公報》的文藝副刊主編。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又繼任桂林《大公報》的文藝副刊主編。在重慶《大公報》沒呆多久去了美國，在美國被任命為《大公報》駐美記者。此次她回國，又直接住進王芸生公館，就連《大公報》同人都感到“非同一般”。雖然楊剛沒有明確公開過自己的政治身份，王芸生與楊剛共事不長，但王對楊剛的身份也大概知道十之**。一連幾天，王芸生將編務託付與人，早早回家，與楊剛作徹夜長談。王芸生最討厭別人吸煙，而楊剛若是談起話來，煙捲不離手，而此時王竟然能夠容忍。據王芸生夫人馮玉文說：“那位住在亭子間的楊小姐，我每天早上給她收拾房間時，都起碼有兩缸子煙蒂。”王芸生最關心的是《大公報》的前途和命運，談至後來，王芸生已完全把楊剛當作**派來的使者。當楊剛說到《大公報》現為四館，即滬、津、渝、港四館不易名、不換人，照原樣出版時，王芸生忽感眼前一亮，並再次追問，楊剛仍如此“承諾”。在王的心目中，楊剛的承諾絕不是她個人所為。正當此時，與王芸生同事多年並在《大公報》任專職社評委員的李純青也奉命來做王芸生的工作。據李純青在《戰後〈大公報〉見聞》（載《經濟新聞研究》第23期）一文中說：1948年仲冬，我好幾度登王公館之門，跟他深入談心。夜茫茫。我覺得，王先生好像老衲垂下眼帘，靜坐在燈光照不到的地方，連說話都叫口吃吞掉了一半意思。有一次對話如下：“沒有出路了！”他喟然長嘆。“想想辦法吧———柳暗花明……”另一次：“國民黨完了！”他說。“為什麼不找**呢？”我說。他感到奇怪，朝我瞅了一眼。又一次：“**不會要我這樣的人。”他自嘆。“不見得吧！”我建議他仔細想一想，過去《大公報》做得對不對，今後走什麼道路好。他表現得不耐煩，對我的遊說不感興趣。夜茫茫。我又上王公館去。經過多次交談，我摸到了他的脈搏。這回我劈頭便坦率地說：“王先生，我問你，你願不願意到解放區去？”他聽了此話，瞳子忽然閃亮，但隨即露出疑惑的神色，問我：“誰叫你問？”我回答說：“這你就不用管了。”他接下去說：“**可不要我啊！”“如果**要你呢？”“那絕不會，不可能的事。”隔了幾天，我又去探望王芸生，極其鄭重地向他提出：“王先生，有人要我正式通知你，邀請你參加新政協會議。”他驚愕地直視着我……不一會兒又鎮靜下來，輕輕地問：“你說，是誰邀請我的？”“**主席。”我不猶疑地直說。他沉默良久，顯然不相信我的話。以後我知道，他偷偷地向某民主人士打聽，證實吾言不子虛。然後王先生向我表示：“甚願接受**的領導，包括我本人和我所能代表的《大公報》。”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