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2)

第二不賣。欲言論獨立，貴經濟自存，故吾人聲明不以言論作交易。換言之，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補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資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論，或不免囿於知識及感情，而斷不為金錢所左右。第三不私。本社同人，除願忠於報紙所固有之職務外，並無私圖。易言之，對於報紙並無私用，願向全國開放，使為公眾喉舌。第四不盲。不盲者，非自詡其明，乃自勉之詞。蓋隨聲附和是謂盲從；一知半解，是謂盲信；感情衝動，不事詳求，是謂盲動；評詆激烈，昧於事實，是謂盲爭。吾人誠不明，而不願自陷於盲。縱觀世界各國，報紙和政黨、政權之間，大致有兩種關係，一種是從屬的關係，一種是獨立的關係。執政黨派的報紙，充當政權的喉舌順理成章；非黨派的報紙，在強大的國家機器面前，選擇獨立卻並非易事。新記《大公報》標舉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就是想選擇獨立的關係。儘管有人總想證明它和當時執政的國民黨之間有某種依附關係，其實這是不公正的。《大公報》雖然不可能超出當時的環境，但確實為踐行“四不”做出了儘可能大的努力。王芸生從1941年到1949年主持《大公報》筆政。這八年，他為了堅持言論獨立，多次碰蔣，蔣介石請他兼軍委會參議，送來聘書和薪水，被他退回。頗不給面子。1947年，中統特務抓了《大公報》記者唐振常，他便給上海市長吳國禎去電話：今天不放人，明天就登報！《大公報》當時對國內外重大事件的態度，有的與國民黨不同，有的與**不同。報紙想在兩黨之間“中道而行”。有時既不能讓國民黨高興，也不能讓**滿意。但是，今天對《大公報》作歷史的評價，是應當以當時某一黨的某一具體政策作為評價依據，還是應當站在歷史的高度，根據全面的事實真相加以重新檢討呢？比如雅爾塔會議，蘇美英三大國的巨頭，為了讓蘇聯早點對日宣戰，背着中國，把屬於中國的主權和利益許諾給蘇聯，作為中國人辦的報紙，難道沒有權利發出批評的聲音么？因為它“不黨”，所以，在三四十年代國共兩黨的對峙中，不論是當朝的國民黨、蔣介石，還是尚未執政的**、**，都不曾低估它的影響力。1941年，《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逝世，蔣介石出席葬禮，**發去唁電，給予高度評價。繼任者王芸生，在與國共雙方領導人接觸中，也得到了很高的禮遇。兩黨對峙的時候，自然都希望居於中間的《大公報》發出對己方有利的聲音。但當一方完勝后，中間力量便不再成為影響天平左右的砝碼。《大公報》的“四不”方針，從此成為絕響。惟其如此，《大公報》的歷史和大公報人的活動更有其值得珍視和總結的一面。以王芸生先生來說，從一個只能靠包茶葉接觸報紙的小店員到擔任一張在國內外享有聲譽的大報主筆和總編輯，其間經歷的艱難曲折和所作的堅忍不拔的努力與所走的不平凡道路，給後人做出的示範和提供的經驗是非常寶貴和豐富的，而我們過去做過多少虛誠的客觀的了解和研究呢？王芝琛不以新聞史研究為業，但他對新聞史研究的貢獻，卻遠遠高於許多專業人士。他的書受到知識界的好評，東北一家出版社的編輯也來向王先生約稿，請他寫一本《王芸生傳》。為父親立傳符合王先生的心愿。從資料的掌握、情況的熟悉、理解的深刻諸方面看，他也是為王芸生立傳的最佳人選。2002年新年春節期間，他廢寢忘食地趕寫此書，按時完稿。那家出版社的編輯將書稿交給領導審閱。領導看了卻說，這本書既不能得大獎，又不能賺大錢，出它幹什麼？出版社拒絕履約，而且不作任何補償。王先生一介書生，失望之餘，只有長嘆！王芸生是什麼人？他不但是中國現代報界巨子，而且是中日關係研究的開山人，**和許多各界要人都重視他的活動、著述和影響。如今，他的傳記到了某些勢利的出版人手裏，卻如同廢紙！我聽說此等情況，也唏噓不已。沒有別的辦法，只好從頭努力。兩年來，我的朋友宋慶光、陳敏等先生，都有意尋找投資，出版此書。無奈他們本身不在出版社，掌握不了出版的全過程。今年5月30日，突然收到王芝琛先生的一封信，告訴我查出癌症，病得不輕，希望想想辦法，讓他有生之年看到這本為父親寫的傳記問世。我吃了一驚。王先生今年才六十七歲，雖然有糖尿病，但和他多次來往，覺得他精神一向很好。怎麼突然間就遇到這樣的災難？我知道劉碩良先生是有膽有識又有高效率的出版家，剛剛幫我的一位朋友趙誠出了一本黃萬里的傳記，此事找他，也許有望。於是，我與劉先生聯繫。他痛快地答應，三個月內一定讓這本書印出來。在此期間，王先生在腫瘤醫院切除了結腸的病灶，但肝部和肺部已經擴散，即將作化療，能不能闖過鬼門關還未可知。前幾天，我陪劉碩良先生的副手汪正球去王先生家簽合同。剛剛出院的他，明顯瘦了一圈，說話也不如從前那樣有中氣。他對我說，他不想死。我感到，這部傳記，維繫着他生活的勇氣和生命的意義。願王先生能夠驅走死神的陰影。我還等着你的新作。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