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仇與貝尼托・墨索里尼(6)

在墨索里尼一生中，當然，是自從他成為一個法西斯主義者以後，他就已經播下了暴力的種子，現在，他和他的國民開始收穫了。大量的法西斯狂熱分子有着與德國人一樣的殺人意願（與那些不信法西斯主義並且在等待着這場折磨意大利的災難趕快結束的人一樣多）。薩羅政府失敗的原因非常簡單。到1944年的時候，食品供給缺乏，通貨膨脹無法控制。這個新政府在宣稱要實行公正可信的配給計劃時，與原來的法西斯政府同樣無能。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墨索里尼卻把目光從他周圍爆發的災難上轉移開，然後全神貫注地進行自我辯白——在6月到7月間，他在米蘭的《晚郵報》上連續發表文章，抱着很大的偏見記述了1943年7月的失敗。如果他能夠編寫這段歷史的話，他很可能會美化自己的名聲。然而，到了1944年的年底，墨索里尼的確努力舉行了最後一次群眾集會。像以往那樣，他的演講技能可以迷惑和感染他的臣民。他告別大湖區的灰暗，又回到了米蘭，並且在它的歌劇院裏發表了演講。他談到維克托?伊曼紐爾三世國王和他的總理彼得羅?巴多利奧元帥對他的背叛，談論1943年7月到9月的分裂行為對意大利人民產生的影響，並讚揚有着優秀素質的意大利人民還是意識到了與德國和日本盟友並肩作戰的必要性。他聲稱，這場戰爭還沒有輸；財閥統治和布爾什維克主義之間的協約肯定很快就會破裂。他企圖復蘇早先的法西斯主義精神，對社會主義化也是認真的，還小心地提到了1927年到1935年法西斯政權的黃金時代。他再次把馬志尼稱為時代的預言家。新秩序將支持促成一個統一的歐洲，意大利人“能夠感覺到自己是意大利人，而因為他們是歐洲人，所以同時也會因為他們是意大利人而能感覺到自己是歐洲人”。墨索里尼還聲稱，正是這種混合體將確保他們堅定地抵抗社會主義的國際主義，以及猶太共濟會成員的世界大同主義，這些也就是他們的“恐怖”的混合敵人。無論過去受到多少挫折，意大利社會共和國將會尋找到“第三條路”。當戰爭沒有開始的時候，墨索里尼和他的聽眾都可以把自己沉浸在對這些話語及美好時光的回憶當中。但是陰暗很快就再次來到現實中。墨索里尼努力要成為一位不辭辛勞的統治者；在友好人士的眼裏，他像是一位有能力的管理者；在他的顧問看來，他也是一個“細心、勤奮、專註”的人。同樣，他有時也稱讚一些優秀官僚的技能和敬業精神，稱他們對於任何統治來說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當他坐在自己的辦公桌前，他的魔力一下子消失了——1929年至1943年間，他是在羅馬威尼斯宮雄偉壯麗的“兩半球之廳”里統治意大利，而現在，他卻窩在位於加爾尼亞諾的邋遢的辦公室里，即便是友好的旁觀者也都認為，他現在看起來更像是一個鄉村律師或醫生。他聲明已經厭煩了自己的工作（毫無疑問，他也厭煩了自己）。他後來荒唐地企圖起草新憲法，這也證實了他的職位形同虛設。墨索里尼裝作對這樣一個問題很感興趣，即一個領袖是否應該最多任職兩個7年或是兩個5年。假如他在1936年當意大利軍隊耀武揚威地進入亞的斯亞貝巴之時放棄自己的權利，那他還能對自己的名譽抱有什麼幻想嗎？他已經意識到，現在該是回顧自己人生的時候了。他仍然偶爾接受一些採訪，有一次還熱情地談論起新聞這一職業，回憶說“辦一份報紙就像是做了一回母親一樣”。他有時也探討一些哲學方面的問題。他一直更喜歡貓而不是狗，可能是因為想到了希特拉，還想到自己“當狗的幾年”。墨索里尼承認他犯過錯誤，但那都是邏輯推理造成的後果，而不是出於他本能的判斷。如今他已經變成了一個囚徒，命運的一個玩偶。但是，他並不害怕死亡，當死亡到來的時候，他會把它當作自己的一個朋友。他很少或者根本不信仰法西斯主義的信條，但是卻相信意大利人民的善良，在與外國記者交談時他也堅持這麼說。反過來，當他與一個意大利人談話的時候，他卻驅使意大利人仍然要把法西斯主義當作20世紀的理念，告訴他們歷史最終將證明他是正確的。他現在認為，自己參加戰爭是為了遏制德國，並且他早就知道美國註定將成為世界強國。有時他也聲稱，在內心深處自己始終都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他是惟一一個把社會主義思想應用到實踐中並創造了社團主義國家的人。他再次努力否認自己對1924年的社會黨代表人物賈科莫?馬泰奧蒂被害事件負有責任。“能擊倒一頭牛的潰瘍病”困擾着他的工作，但是對他來說最慘的還是失去了弟弟阿納爾多，“他是那種傳統的意大利人，廉潔、聰明、安靜、富有同情心”，他的光輝鞭策着意大利人民。在長期的職業生涯里，能讓他尊敬的人很少。畢竟，利己主義是“至高無尚的法則”。人類是動物王國中的一員，他們一邊談論着精神和靈魂，一邊卻在相互爭奪、殘殺和欺騙。要不是有這場他應當負相當大責任的戰爭，歐洲人民和意大利人民也不會經歷恐怖和屠殺，而他也將以最為平凡的方式了卻一生。4月15日，墨索里尼在與一位昔日的仰慕者談話時用了一個可以想見的最不恰當的比喻：“我命中注定要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現在這個時刻就要到了。”第二天，墨索里尼在政府委員會的最後一次會議上解釋說，他要到米蘭去，但不會在那裏待太長時間，然後將到帕沃利尼和他的“黑衣旅”的集合地瓦爾泰利納去。他又不是很明確地補充說，他將最後一次“走向人民”。4月18日，在事先沒有和納粹盟友商量的情況下，他最後一次去了米蘭（如果算上他在死後屍體被送到米蘭那一次，這可能是他倒數第二次到米蘭），這讓納粹盟友非常氣惱。在米蘭，他也想找到一個合適的住處，於是便住在了當地官員的府邸里，好像他的政府在那裏還繼續存在一樣。當時，失眠正在深深地折磨着他。他神經緊張，對周圍的事物無動於衷，寢食難安，而這種情況在以前也曾經出現過。即便這樣，他仍然機械地說，戰爭就是一場“偉大的戲劇”，這場戲劇可能不止有五幕，而是六幕、七幕或者八幕，而他早已接受了這樣的事實，即他已經全盤皆輸了。正是帶着這種心理，他開始了他生命的最後一個星期，淪落成了一個“政治夢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