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慶西：翻了個兒的世界

讀巴別爾的《紅色騎兵軍》，讓人驚訝的首先是那副簡潔、洗鍊的筆墨。"宅旁的教堂里鐘聲亂鳴，打鐘人瘋了。這是個佈滿星斗的七月之夜"。如此乾淨而從容的語句，把整個敘述夯得結結實實。不少評論者拿巴別爾跟海明威作比，滿世界找過來，有這等本事的好像只有他倆。說來也巧，海明威很早就讀過《紅色騎兵軍》的法文譯本，在給友人的信中也曾流露對巴別爾惺惺相惜的意思。細心的讀者不難發現，除了言簡意賅的語言特點，兩位大師還都饒有興趣地探究生命與死亡的真諦，尤其善於處理生死相遇的瞬間情境，出其不意給人一記心理撞擊。在這一點上，海明威的短篇名作《印地安人營地》跟巴別爾書中頭一篇《泅渡茲勃魯契河》就頗有異曲同工之妙。不過，這些粗泛的相似不等於彼此創作風格的趨同。其實他們的語言趣味大相逕庭，如果說海明威的簡短是一種"電報式"文體，凝重之中透着幾分乾澀，那麼巴別爾的字斟句酌則幾乎帶有詩的韻味。像《紅色騎兵軍》裏不時閃出的那些跳蕩的語式，甚至嵌合著充滿想像的通感手法--"無家可歸的月亮在城裏徘徊"，"我面前是集市和集市的死亡"。巴別爾用詩和箴言的修辭裝飾着哥薩克騎兵身後滿目瘡痍的土地，無盡的苦難從筆下堆積起來，卻絲毫不像是蹙着眉頭的描寫。在任何悲愴時刻，他從未墮入海明威那樣的悲涼心境，有時他會用詞采斑斕的描述展開一個悲劇的序幕："……我們輜重車隊殿後，沿着尼古拉一世用莊稼漢的白骨由布列斯特鋪至華沙的公路，一字兒排開，喧聲轔轔地向前駛去。"這般亦諧亦庄的句子用來導述血跡斑斑的坎坷歷程，相當耐人尋味。《紅色騎兵軍》取材於作家本人在布瓊尼麾下的戰鬥經歷，但是這些戰地實錄式的故事絕非通常意義上的革命戰爭文學，因為沒有正邪分明的營壘，沒有軍事上的謀略較量，更沒有浴血奮戰攻城掠地的激情與豪邁。蘇俄內戰期間相偕而來的俄波戰爭至今留有許多懸疑之處，歷史卷宗記載着1919年至1920年間紅軍向烏克蘭、波蘭輾轉進軍的日程，卻把種種是非功罪的思索扔給了後人。在革命激流中成長的巴別爾顯然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毫不懷疑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正義訴求，可是戰爭歲月的腥風血雨使他清醒地看到以惡制惡的負面效應--過度的暴力和殺戮開啟了以革命的名義戕害革命理想的凶釁。所以在這部由30多則短篇組成的小說集裏，他用諷喻的手法表達了一種睥睨善惡顛倒的立場。巴別爾對他所描寫的這場戰爭顯然懷有一種矛盾心理，一方面是舊制度的錐心之痛，另一方面卻在憂慮戰火對文化和宗教民俗造成的極度毀傷。《基大利》一篇中，他借那個開雜貨鋪的猶太老者的詰問點到了思想的痛處："革命--我們對它說'行'，那麼，禮拜六呢，難道要我們對禮拜六說'不行'？"禮拜六是猶太教的聖日，如同許多傳統事物一樣，這些與舊制度相纏繞的東西並不能跟舊制度一起埋葬。然而，摧枯拉朽的哥薩克騎兵們不由分說地改變了整個世界，把鬥爭變成了癲狂，同時把革命這事情也給戲劇化了。巴別爾在書里大量敘說戰爭的日常暴行，寫了游兵散勇的個人復仇，也寫了那些"思維健全的瘋人"。在有些篇目中出現了對比性基調，世俗人生的賞心樂事，猶太智者的質樸理念，他還津津樂道地講述走江湖的聖像畫師那種詼諧的民粹思想。他懷着希冀尋尋覓覓--"尋找那顆怯弱的星星"，用超越現實混亂的冷靜關照傳遞着俄國新知識分子的人文關懷。值得注意的是，巴別爾的敘述語體遠比故事本身來得複雜。所有這些充滿憂患的故事出自一種清朗明快的手筆，就像是用機警而俏皮的口吻述說摧肝裂膽的苦楚，有意使敘述語言與敘述對象拉開了距離，這種策略顯然包含着敘事內容以外的話語意圖。《紅色騎兵軍》雖雲短篇，巴別爾卻力圖在這裏勾畫更為複雜的生活圖景，表現那個時代詭譎萬變的精神特徵，所以採用了被文學史家稱之"狂歡化"的敘述體裁。比之任何傳統的自然主義創作，這種從古代"庄諧體"和"梅尼普諷刺體"發展而來的復調小說，不但有着更為貼近現實的仿真性，並且以諷刺性摹擬手法大大增強了藝術概括力度。巴別爾非常嫻熟地把握着"眾聲喧嘩"的對話關係，在小說里大量採用各種插入性體裁，如書信、報告、複述的對話等等，甚至還有墓志銘。由此從不同角度訴諸不同的主體意識，在互相追詰與駁難中凸展各色人等的內心世界--從布瓊尼騎兵到馬赫諾匪幫，從私鹽販子到牧人出身的紅軍將領。在這個舞台上，正義和邪惡，真理和謊言，革命和反革命，看上去都不是那麼涇渭分明，所有對立的因素構成了令人不安的互動關係，而人生的錯位往往就在風雲翻覆的情境轉換之際。當然，生活有自己的邏輯，每個人則有自己的行為理由。這裏使人想起巴赫金用"翻了個兒的世界"的說法來歸納狂歡體敘述的一個邏輯：帝王變成奴隸，奴隸成了帝王，如此等等。在《紅色騎兵軍》的話語結構中沒有給任何史詩化的東西留下一點地盤，卻給讀者拓開了更多的思想空間，此如巴赫金所言："狂歡化把一切表面上穩定的、已然成型的、現成的東西，全給相對化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第四章）毫無疑問，"相對化"正是巴別爾追尋的哲理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