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是個大男孩

生活中和書中我見過各種各樣的爸爸，但像我爸爸這樣的肯定不多，我不知道是我的幸運還是不幸，儘管我的許多方面都很像他，可我沒有戀父情結。媽媽生氣的時候就對我說：將來不要找你爸爸這種類型的做丈夫；安靜下來就說：一個女人不管她年輕時怎樣風光，到老了能安度晚年才是最重要，你爸爸就給了我這樣的環境。

一、一個“斯傑藩”式的人

在俄國的一本書里描寫了一個生活自理能力很差、對世事沒有一點洞察力、只會埋頭於書本的人，名叫“斯傑藩”，這本書的書名我都不記得了，但對這個人物我卻記得牢牢的，原因是這個人與我的爸爸有非常相似之處，他們似乎都像一個大男孩一樣拒絕長大。

爸爸小時候讀書非常聰明，一直是少先隊大隊長。從小，他的生活就由他的奶奶照料，過着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的生活；下放時是與他的哥哥下在一個生產隊，他只管幹活、拉二胡、寫小說、下圍棋，一切由他的哥哥罩着；後來到了工廠（一個縣的化肥廠），哥哥也參軍入伍了，沒人幫他打理了，他就把衣服攢着，一個星期坐火車回家一趟，讓家裏人幫他洗。吃飯呢，就整天在食堂。他們食堂每年都換一種飯菜票，可是他好像沒意識到。有一次，媽媽到他的工廠去，幫他從抽屜里清理出來好幾百塊錢的過期飯菜票。那時候他的工資每月37元，一年的工資才400多一點點，他就有幾百元的廢飯菜票，在那個年代，幾百元有可能是一個普通家庭一輩子的積蓄！我的這個傻爸爸，真不是過日子的人啊！

媽媽對爸爸的照顧是全方位的，吃、喝、拉、撒全都管，並且還延伸到爸爸的創作，爸爸對媽媽的依賴也是令人髮指的。爸爸要出差了，媽媽就給他準備衣服、錢、各種用品。出去多少天就給他準備多少套內衣、襪子，出差回來了，爸爸把包往凳子上一扔，就沒他的事了。而媽媽呢，就一點一點地來收拾，一點怨言都沒有！因此，爸爸的同學與媽媽聊起天來，都說媽媽有兩個孩子，爸爸是大孩子，我是小孩子。

爸爸是一個十分自我的人，他有自己的消遣方式，很少會顧及別人的感受。在媽媽生了我以後，爸爸多了一個玩伴，平常不寫東西的時候，他就帶着我在床上亂滾，把我揉來揉去，或者一隻手把我托在肩膀上，在大學的校園裏散步，而媽媽卻在家汗流浹背地幹活。記憶中，我們家的衣服都是晚上洗的，一直到現在都是，因為媽媽白天要上班，而爸爸儘管在家，他也不會來洗衣服。

在我小時候記憶中最清楚的有兩個情景：一是在晚飯前，媽媽的飯還沒燒好，爸爸就在書房拉二胡，拉得如醉如痴。他的二胡拉得有多好呢？舉個例子吧，我們家住在四樓，有一天三樓的叔叔上來問媽媽，二胡獨奏的波長是多少。因為他在家聽到二胡的聲音，就打開電視來找，沒找到，然後又打開收音機找，還是沒找到，這才跑我們家來問的，把我們都笑死了，媽媽告訴三樓的叔叔說，是在我們家現場直播。記憶中，我就在音樂聲中長大的，我想，我那麼喜歡音樂，大概也緣於此；第二個情景是在冬天，也是傍晚，天下着大雪，媽媽還在燒飯，爸爸帶着我在樓下堆雪人。爸爸堆的雪人與眾不同，大學的老師們過來過去都會笑一笑，因為他堆的雪人是有性別的——他給雪人加了一個豐滿的胸。

我那時不懂事，只覺得好難看，就跑回家告訴媽媽：“媽媽，爸爸好醜噢，給雪人安了兩個大奶。”

媽媽聽了直笑，說：“隨他高興吧！”

長大了的我讀了一些心理學的書，對爸爸有了一定的理解——因為媽媽的關係，爸爸對女人特別崇敬。在他的作品中，女人都是正面人物，都是擔負著教育男人的責任的。所以，堆雪人，他會下意識地堆一個女人。爸爸也好像特別有女人緣，不管在什麼地方，女人們都願意和他交往，在許多女人的眼裏，他就是一個憨厚的大男孩，所以也都肯幫助他。難得的是，媽媽一點都不吃醋，她對幫助爸爸的女人一律笑臉相迎，並且還和人家做好朋友。

爸爸極不善於處理人際關係，也不會逢迎。懂事時常見爸爸帶着一身的疲憊回來，與媽媽大談那些人和事，媽媽只要幾句話就把他的那些人和事的關係理清了。爸爸有什麼想不開的，或不明白的總是和媽媽商量。媽媽就像他的心理醫生，不停地給他分析，給他把握。

1982年爸爸大學畢業，他的幾十個同學進了省委省政府，其餘的安排在各級人民政府的下屬部門。爸爸那時想進省電視台，正好也有名額。爸爸請爺爺向他的當廣播電視廳廳長的老朋友打聽一下，這個名額是做什麼的——爸爸害怕讓他坐辦公室，但爺爺不幹，說是不能干涉別的單位的人事。爸爸沒辦法，就選擇了省文化廳下屬的一個刊物。去省文化廳人事處報到時遇到了文化廳長（這個廳長是女的）——她與爺爺是鄰居，她怎麼也不相信一心想往上爬的爺爺會有一個想做學問的兒子。後來那個刊物還專門派人去爸爸的學校了解爸爸的情況，說成績那麼好，又有家庭背景的人怎麼會願意來爬格子呢？他們恐怕爸爸是不是犯了什麼事。

90年代爸爸做上了刊物的主編，他對安排他做主編的上司說：我只負責刊物質量，人事、經費什麼的我不管。爸爸是這個時代的怪胎，許許多多的人就是為了掌握人事、經費權才擠破頭地去做官的，可是他卻將這些視為洪水猛獸。只負責刊物質量的爸爸日子更難過，他常常被手下人的小動作捉弄得心驚肉跳。直到來了深圳，爸爸只搞創作，不做其他，他才徹底安下心來。只搞創作的爸爸心態十分平和，過去的同事看到他，都說他變得年輕了。

二、一個戲迷

爸爸是一個戲迷。

奶奶說，剛解放時,他們家住在一個電影院的樓上，兩三歲時，爸爸連樓都不會下，就會倒着爬樓梯跑到電影院去，一個小人兒一本正經地坐在那裏看電影，讓許多見到的大人都嘖

嘖稱奇。後來他們家又搬到了省黃梅劇團的大院裏，從此以後，在別的孩子滿世界瘋野的時候，爸爸卻在黃梅劇團的排練大廳里看著名的黃梅戲演員嚴鳳英、王少舫排戲。

在《我把青春獻給你》一書中，馮小剛念念不忘他的黨校禮堂，在那個禮堂里，他看了許多許多的電影，從而開啟了他對電影的興趣。也許真是受到電影和戲劇的潛移默化的熏陶，上小學時爸爸就能自編自導自演相聲、小品、小戲。中學以後，爸爸愛上了寫詩、寫小說，起點還滿高，總是能得到發表。

聽媽媽說，爸爸上了大學后依然日以繼夜地寫作，他給人家留的聯繫地址是媽媽的辦公室，所以，他們班的同學很少看到他的退稿，都以為他很牛。後來由於一部中篇小說，使得爸爸對寫小說產生了畏懼，從此以後，他再也不寫小說了。那是爸爸還在化肥廠工作的時候（70年代中期），他們廠的污染很嚴重。爸爸以此為素材創作了一篇小說，寫的是一對兄弟如何搞技術改造，最後治理了污染。稿子給到編輯部，編輯認為很有基礎，也很有新意。但要他在裏面加一個階級敵人搞破壞的內容（這是那個年代的特色）。爸爸就按照編輯的意思改啊，改啊，反覆修改，從在工廠工作一直改到上大學還在改，加在小說里的搞破壞的敵人總是不倫不類，最後小說流產，爸爸也不再寫小說了。

80年代后，電視文藝和戲劇繁榮起來，爸爸轉而寫電視劇和戲劇，沒想到寫一個成一個，最後一發不可收拾，連連獲國家大獎。

還在老家的時候，大概是1992年吧，爸爸寫了一個京劇本《李鴻章》，拿到省里去，省委宣傳部和省文化廳幾次討論，最後因為吃不準對這個人物的歷史評價而最終下馬。那時候，省藝校的耘叔叔經常到我們家來，來了以後，就和爸爸討論李鴻章。他們坐在小飯桌邊，吃着媽媽給他們做的小菜，喝着酒，一談就是幾個小時,都到了忘我的境界。接着，爸爸又寫了李鴻章的20集電視連續劇，省電視台決定投拍，還在報紙上作了公佈。但是，最終還是沒有拍成，爸爸只好把劇本拿到《上海戲劇》上發表了。聊以自慰的是，京劇本《李鴻章》1993年由天津京劇團排演，並參加了天津市當年的藝術節。

10年後，也就是2003年6月，《走向共和》在中央電視台播放，爸爸扼腕嘆息，每天晚上電視一開播，他就會說：“10年，10年啊，10年前我就寫了它啊，唉！”那一段時間，爸爸特別激動，每天在外面散步幾個小時。中央台的電視還沒播完，以前老到我們家的耘叔叔從我們老家專程趕到深圳——他現在是省京劇團的團長了。他對爸爸說：“《李鴻章》上馬的時機成熟了，我們團決定排你的話劇本《招商輪船之戰》，請你把它儘快改成京劇本。”

耘叔叔講的這個話劇本是爸爸媽媽在1994年合寫的（那時我們還沒來深圳）、由廣東佛山向全國招聘劇本的參賽本，這個劇本當時獲全國第一名，劇本招聘作為新生事物在全國許多報紙都有登載，爸爸媽媽還得了兩萬塊錢的獎金。但是，儘管得獎，對劇本的評價很高，最終，這個戲還是沒有排出來。現在，耘叔叔說要排，爸爸真是高興啊。他們兩個又像過去一樣，喝着酒，討論着劇本。耘叔叔記性真好，他至今還能大段大段地背誦京劇本《李鴻章》的唱詞，由此看來，他也是個戲迷。

2003年夏天，《招商輪船之戰》的京劇本改好交出去，到了年底，又傳來消息，說這個劇還是面臨著下馬。

如今，爸爸也算是一個戲劇專家了，報紙上稱他是“得獎專業戶”。前年他回母校參加畢業20周年的活動，母校的校長專門介紹了他，稱他是“做學問做得卓有成效的同學”。校長說得沒錯，爸爸現在是“文化部優秀專家”、“國務院有突出貢獻的專家”，享受國務院政府津貼。

但是，爸爸同時還是一個“不識好歹”的人。平時，他沉默寡言。可是當討論到他的作品時，他就像一個爸爸護一個孩子似的與對方爭論。不管他的長幼、也不管他的身份。媽媽常常說他：人家北京來的、省市的領導說什麼，你好歹聽着，何必據理力爭呢？

他根本不予理睬，反說媽媽：你不懂，這是藝術！

媽媽又說：你這個樣子會使有的人反感的，你會變得很孤立。

爸爸說：我又不是人大代表要拉選票，我就是一個寫戲的。

你還別說，真的還有人欣賞爸爸的性格，說他單純、可愛。

三、一個神情恍惚的人

英格利.褒曼說：“什麼是幸福？幸福就是健康和一個不好的記性。”這句話也適合爸爸，他的身體是真的棒。從我記事起，他就是堅持鍛煉，早鍛煉、晚散步，每天還會在運動器材上練一練，年過半百的人，沒有一點點肚腩，還有滾來滾去的疙瘩肉。他的頭髮烏黑，與媽媽形成鮮明的對照——媽媽是兩鬢斑白。爸爸與他的同齡人在一起時，人家都說他是小靚仔。

說起爸爸的記性，媽媽常常對爸爸說：要是哪天你成了名人，給你寫傳時，都是現成的材料，不用藝術加工。

舉幾個例子吧。那還是我小時候，有一次，他騎車到幼兒園接我，回家的時候，他把我放在前面的大樑上坐着，當時可能我太小了吧，我竟然坐不住，半路上我從大樑上滑到地下去了。可是不知道爸爸在想什麼，他把我完全忘了，我掉到地下他渾然不覺，我喊他，他也沒聽見。等到他騎車騎到我們家樓下時，發現孩子沒了，這才回頭去找，而此刻的我呢，正站在路邊上哭呢！

至於掉東西那就是數不勝數，爸爸會把媽媽給他的出差費全部掉光，讓人家給他買回程票。有一次他到上海出差，身上的衣服脫下來，被另一個房客擄走了，急得他躲在旅館裏打電話，讓朋友給他送衣服。還有，坐火車趴在桌上睡著了，手錶被人家擼走了。讓媽媽最生氣的是，有一次他坐公交車去火車站出差，等下車時，發現出差的箱子被人拎走了，而他竟然像沒事人一樣，不僅不回家，還繼續前進——火車票在另一個同伴手裏，直到第二天，他才給媽媽打電話，說丟掉的箱子裏還有我們家的鑰匙。這下可把媽媽嚇壞了，媽媽趕快換家門的鎖和外面防盜門上的鎖。

寫到這裏我發現我寫偏了，爸爸好像不完全是一個記性不好的人，因為有許多書和電影幾十年了，他都能記得。我經過認真觀察，準確地講，他是一個神情恍惚的人。就是說，他活在自己的世界裏，外界對他沒有任何干擾。他可以躺在床上抽煙思考，把被子、床燒着了，差點釀成一場火災；他也可以騎着自行車照直往人家施工挖的大坑裏跑，讓自己平白無故地縫上十幾針；至於走路撞到樹上，平地摔個大跟頭那是常事。更為可笑的是，路上只要有一個東西，他都會準確無誤地踢上去或踩上去——儘管他神情恍惚。所以，路邊那些飲料盒子、破膠袋經常把他的皮鞋弄得髒兮兮的，直到來深圳，深圳的馬路比較乾淨，綠化也比較好，他的皮鞋跟着他也不倒霉了。

有一部外國電影叫什麼名字我忘了，說的是一個富翁與他的女兒失去了聯繫，他派出去幾批人都沒找到，最後他們發現公司里的一個老是把自己弄傷的“倒霉蛋”與他的女兒有許多相似之處，於是他們就派那個“倒霉蛋”去找他的女兒。那“倒霉蛋”按照自己的思維方式和行事方法，最終找到了富翁的女兒。

我舉出這個例子是要說明，這世界真的就有這種行為模式的人。比如我，我就和我爸爸有異曲同工之處，爸爸有的毛病我基本上都有，表現形式不一樣罷了。大學裏的老師和同學經常說我沒有自理能力，還批評我媽媽對我包辦得太多。其實這真的有點冤枉了媽媽，別的媽媽教自己的孩子一件事只要教一遍就行了，而我呢，教我的事我總是忘，想不起來。熟悉我的人，都能了解我，也不會怪罪，不熟悉我的人，就會認為我很可惡、不可理喻、不懂事。

鑒於我和爸爸的表現，在出了幾次事故后，媽媽堅決地封鎖了家裏的自行車，讓它們在車棚里遭受風吹雨打，逐步爛掉。卻讓我們出門要麼打的，要麼坐大巴。別人家都買了汽車，我們家就是不買，媽媽說：為了你們的安全，也為了別人的安全，我們家不買車，即使買了，也是我來開，你們倆，休想！

四、爸爸長大了

現代社會瞬息萬變，身邊的許多好家庭“解體”了。我們剛剛來深圳時，幾乎所有認識爸爸的人都說，爸爸會變“壞”。他們的理由是，爸爸長得這樣靚，又是作家，深圳的社會現狀是“女多男少”，會有許多女人倒貼的，讓媽媽有思想準備，媽媽的朋友也多次提醒她。據我的觀察，也確實有人想打爸爸的主意，但爸爸是置若罔聞。

“中年女人就像法庭上的離婚原告，贏了是輸，輸了還是輸。”這是我在一本雜誌上看到的一句話。媽媽表面上不在乎爸爸，其實她的內心肯定不是這樣。

但是，媽媽不愧是知識婦女，她不會去刻意地討好爸爸，也不會去跟蹤、窺探爸爸，她調侃爸爸。她說：“女人肯倒貼，說明她有錢，有錢的女人都會有脾氣，只怕你受不了；沒有錢的小姑娘是貪你的名，以為你多少有點錢。現在的年輕女人可不是你的糟糠之妻，自帶飯票來給你當老媽子。現在的女人要美容、要交際，香車寶馬你都得伺候上，你說你這麼大年紀了，一輩子當甩手掌柜，到了了卻給人家做牛做馬，你犯得着嗎？還有，喜歡你的女人能和你聊天嗎？能和你天南地北、上下五千年地聊嗎？我相信不多，你也不容易找到。所以呀，你還是和我這個黃臉婆子慢慢地廝守吧。”

令人驚訝的是，爸爸認可媽媽的話，而且是百分之百的。

有人說：“男人在成為好丈夫時，往往無聊透頂，但如果不是好丈夫，又可惡之極。”爸爸應該不是一個稱職的好丈夫，他仍然還有許多讓媽媽不能容忍的地方，有的時候還會把媽媽惹得暴跳如雷，比如在網上下圍棋，他會下得廢寢忘食。大年三十全家要吃年飯，媽媽要他別下了，他還不高興，搞得大家吃年飯都不開心。當然，事後他也知道自己錯了。

但在我的感覺中，隨着我的長大，我覺得爸爸好像也長大了，也許是年齡的原因，他變得細膩了。比如，他會陪媽媽去買菜，還會主動邀媽媽上街，給媽媽選衣服。有一次，他到香港去，媽媽給他的錢，他什麼都沒買，就給媽媽買了好幾套衣服，令看到的人都會嫉妒。

媽媽說，想吃雪糕。他馬上穿衣服到超市去買，不管外面是颳風還是下雨。

媽媽說，身上痛。他會到超市去買薄合油來給媽媽捏腳、按摩。

媽媽的腎不好，需要吃西瓜，他就每天去買，家裏的西瓜都排成了隊。

總之，媽媽說這樣，爸爸說，去買；媽媽說那樣，爸爸還是說，去買。

他常常開導媽媽：“沒有花掉的錢算什麼？你存在銀行里只能算你賺的，只說明你對它享有使用權，別人膽敢盜用，就是對你的侵犯。你不用，是你看着它從有價值變得沒有價值。就像看一個如花似玉的女孩慢慢變老，就像一件尚好的衣服你捨不得穿。”

他的錢全部交給媽媽（包括稿費），也從來不過問家裏的錢是怎麼花的，更不知道家裏有多少錢。

爸爸像一隻工蜂一樣，沒日沒夜地幹活，干公家的，干兼職的，掙來錢就交給媽媽，我和媽媽負責花錢。除了旅遊這件事還有點意義外，其餘的項目一點意思都沒有，我們就像所有虛榮的女人一樣，傻傻地將人民幣送進向我們張開的各種口袋。

爸爸像個大男孩一樣對媽媽說：“你的身體不能垮，你是家裏的頂樑柱，你要是倒了，我們這個家就完了。”他是真的很在乎媽媽，我和媽媽去旅遊，他就反覆叮囑我要照顧好媽媽。

有一件事改變了我對爸爸的看法。2002年夏天的一天深夜，我們樓下的401（我家住501）電器起火，等我們發覺時，濃煙已經把樓道全部封鎖，我們出不去了！風將樓下客廳的帘子捲起來，火舌一下一下舔向我家南陽台的衣服。爸爸趕快把客廳的玻璃門拉上，接着鎮定自若地坐下來給119撥電話；而我呢，則拿着濕毛巾先把通往樓道的門縫塞上，然後開始關家裏的窗戶，爸爸打完電話后也來一起和我關窗戶（我們家有八道窗戶）。在我和爸爸忙着的時候，媽媽在幹什麼呢——她在地下轉，媽媽像一個孤立無助的老婦人從這間房轉到那間房，轉來轉去，嘴裏不停地嘀咕：怎麼辦，怎麼辦，完了，完了。

等我和爸爸把家通往外面的所有縫隙整個封住的時候，我們腳下的地板都有些發燙了！爸爸像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左手摟着媽媽，右手摟着我，我們一家三口站在主卧室的落地窗前，看着樓下的圍觀人群和救火隊伍，我的心裏特別踏實，我相信我們是安全的。那一刻，我感覺到爸爸的成熟冷靜，與平時判若兩人的處事風格。

爸爸是長大了，是二十多年的婚姻生活使他長大了。